张宗元

张宗元 朱竹

笔者在《童养媳》一文中，写了童养媳，也顺便写了童养媳的公公（外掌柜的）与婆婆（内掌柜的）。本文的题目是张宗元，他是童养媳的儿子，是笔者小学同学，后来还成了一担挑的连襟。
应当说明的是，张宗元不曾在《童养媳》一文中出现，而《童养媳》一文中的人物要在本文中再一次出现。
上小学时，我上六年级，他在三年级；我为师兄，他为师弟。长大成人后，他娶了老王家的二闺女，我娶了老王家的三闺女。他变成了二姐夫，我成了他的三妹夫。面对比我小好几岁的二姐夫，于他生前我始终是免开尊口，今日伤怀走笔很想多叫他两声二姐夫。
二姐夫小时候爷爷主家。爷爷念过几年私塾，倡导“礼之用，和为贵” ，整个大家族相处和睦！在自家商铺里爷爷垂范诚以待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在爷爷直接熏陶影响下，二姐夫自小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性情平和，与人为善！是为家中菁英与典范！
二姐夫十岁那年新中国成立。家乡土改，演《白毛女》。夜晚，戏台汽灯高悬，亮如白昼。台上人物依次迭出，台下黑压压一片。打倒黄世仁！有人在喊。张宗元也跟着喊，不过声音很小。他举出的小拳头，不高，又很快缩了回去；还把攥紧的拳头，杵在另一只手的手心里。少年平和的内里荡起了些许涟漪。
他同情喜儿，站在穷人这一边，不站在富人一边。然而自家却不是穷人，而是富人，且是家财万贯的富人。老师告诉他要与家庭划清界限。在他内心里有了人生第一次纠结。然而他又听说自家的商铺只不过是家族作坊，大不了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敌人是朋友。于是他又有了人生第一次释怀，并发出一声很轻的叹息。
1956年，到了十八 岁，个头高，块头大，手脚大，已是个大汉。他穿长衫，迎来送往，待客如宾，俨然皆是少掌柜的作派。与此同时，他又去开会学习，积极向上，加入共青团，成为新青年。话说一日，他脱长衫换短衫，走上街头敲锣打鼓点鞭放炮，欢迎公私合营。所谓的“合营”就是他把张家两代人积累下来的资产拱手送给了共产党，商铺更名为供销社，由共产党主管，爷爷与两个叔叔靠边站。
而他本人是获得思想大解放，他如释重负，他一身轻松。他由少掌柜的，变成到供销社上下班的职工。 他不是靠剥削他人为生，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与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母是不一样的人，他已经与家族划清界限。他不再听爷爷的话，而是听党的话；他不再走一己发家的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
然而其后几年里国家与自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让他饱受煎熬忍受疼痛，以至于蒙冤受难十几年，他不得不去诉求不得不去抗争。别人是弄潮儿，他却成了牺牲品。
公私合营后第三个年头，大饥饿到来。1960年，和他一起上班的爷爷父亲以及两个叔叔一律下放回家。不再拿工资。户籍从非农业转为农业。无下米之炊，全家嗷嗷待哺。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那年他22岁。他隐忍坚韧担当，生活在对他进行考量。
他要理解 国家的困难，克服小家的困难。做全家人之主，卖掉家产中两座庭院中一座庭院。所得来的钱买玉米白薯干买米糠，用以活命，维持生计。他依旧跟着共产党走，他坚忍不拔独步而行，他不曾有过一丝动摇，他经受住了考验。他不曾被压垮，他是伟男子。
1964年他26岁。自己的女人（王家的二闺女）于产期中想不开，喝下了半盆洗脸水。转至中苏友谊医院（后为反修医院）抢救，两个月所花共计八百元。他作为共产党员不该赖账也不想赖账，但他又不得不赖账！因为此时此刻他已经是爪干毛净，既无资产又无家产。
来要账的友谊医院面对家徒四壁的张家，不得不以友谊为重，两手空空铩羽而归！然而其后的故事却演变成了张宗元付给医院八百元，且是从供销社抽屉里日积月累窃取而出的八百元！供销社听信了以讹传讹的谣言，居然定性他为贪污犯！他以自己的人格担保，他没有拿过公家一分钱，尽管那原本就是张家的钱。他据理力争，反倒是态度恶劣，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家。
此时，张宗元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去使组织更纯洁，使革命队伍更具有战斗力！供销社从上到下拍手称快！
他要 和他爷爷父亲叔叔一样到生产队里劳动，边劳动边改造。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他不再隐忍，他要大爆发，他开始怒不可遏，他已经气冲牛斗！结果是满院子鸡飞狗叫，满屋檐麻雀四散惊逃！他不得不拍案而起，他必须去上访去诉求，他必须去告状去伸冤，他必须到房山，进北京。于是他在漫漫长夜中于一盏豆油灯下写诉状，一写就是一个通宵达旦。
天明他又拿着他的所写，跑到三里之外，让老王家的三闺女（那时还未与我成婚）为他誊写，因为老王家的三闺女字写得端正秀美，以备上级领导过目时养眼。张宗元的诉状前后一共写了16年，老王家的三闺女为他誊抄了16年，16里至少有上百位领导养眼。
张宗元受难，带来的是整个家族的受难。先是他的祖父祖母抑郁而死， 后是他母亲含恨而去。更揪心的是母亲死在文革中，闯进来的红卫兵把月冷蕙堂的挽联一把撕掉，随后又勒令三不准——不准挂挽联，不准奏哀乐，不准哭喪！否则就要砸烂狗头！那是张宗元而立之年。
张宗元想起母亲，作为童养媳劳苦一生，痛彻内府泪如雨下，但无声。两个眼睛红肿，红肿得像桃儿，脸也肿唇也肿头也大，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鼻涕一把泪一把，先捶胸后顿足，悲愤，哀思，伤怀，但无声。突然，他哑然失笑，随即又大笑，又长笑，又哂笑，转而又狂笑！——红卫兵不曾说不准笑，更不曾说不准失笑大笑长笑哂笑与狂笑——此时的二姐夫已经是狂人，真正意义上的狂人中的狂人！遗憾万分的是二姐夫他只写诉状不写日记，否则将会有《狂人日记》再面世！
1977年我同他为了几十斤猪饲料粮票，骑自行车沿着太行山西南走向深入河北腹地，到涞水一处集市去买大猪。后座上驮住一百几十斤重的大猪，于极度劳顿困倦中打尖，他啃着老王家二闺做的饼子，我嚼着老王家三闺女做的干粮，同饮一瓢路边沟中的水，还不曾忘记望一眼直插霄汉的狼牙山！想一想革命烈士所做出的牺牲，我们蒙冤受难又算得了什么？！他望着我，我看着他。我了解他，我愚忠，他比我更愚忠。即使副统帅已经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依旧相信他所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1979年我于工作之地山东获得昭雪，也知悉家乡的二姐夫得到平反，不仅恢复原职，还恢复了他的党籍。又过了两年共产党又进一步落实政策，把他当年敲锣打鼓送给共产党的资产又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他以及他所有的家人。原来是他所信仰的共产党跟二姐夫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失而复得。其间所经过的一番折腾，只能看作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误会，尽管在误会中使他不愉快乃至付出的代价很沉重。其实历史也在被被折腾，被折腾的历史所付出的代价不是沉重而是惨重，使经济滞后混乱频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怎样对待农民的革命，不如说是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对待前者是关乎革命成败的事情，对待后者是关乎革命是向前进还是向后退的事情。二姐夫是后者的经历者，他的悲剧表明他这个富二代生不逢时，只能受苦，不能享福。他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值得庆幸的是二姐夫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但是好日子没过上几天他就走了！真让人不胜唏嘘感叹！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那些不是日子的日子里，所受到内伤过于长久了！内中块垒已经积郁成陈疴病灶不能一吐为快了！他是拖住沉重的病体来吮吸新鲜空气的，回想那一年我返归故里去了老王家，他也尾随而至，于浓浓的亲情中告知我，他于来时路上爬村口外大坡，歇了三回，喘了三气，才爬上来！成为我今日思念二姐夫永久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