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嫂嫂

我是家里的老二，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1957年秋天，全国性的三年经济困难已经在家乡拉开了序幕，结了婚还不到一年的哥哥竟然莫明其妙地英年早逝。算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八个年头了。近来，那些尘封多年的往事常常在记忆的长河中泛起，情境之清晰宛若昨天。
　　以前母亲还健在时，常听她说，我两岁（其实只是刚过了周岁的生日）的那一年，父亲和母亲下田干活时就将我丢给四岁的哥哥。只是关照隔壁的二奶奶顺便照看一下，二奶奶曾跟母亲说过：“孩子丢在家里没事，两个人整天在一起玩，小的只要看不到哥哥就会跌跌撞撞地嚷着要找“嘟嘟”。后来我们都慢慢地长大了，哥哥性格内向，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显得比我有城府，有心计，懂世理。大大咧咧的我是个调皮鬼。全国解放前的那几年，母亲给我们买零食都要分成平均两份，要我们省着吃，因为不那样就会被我当仁不让地干掉一大半。有一次每人分了半斤左右的荸荠，没过多一会儿我的那一份就风卷残云般的被消灭掉了，而且是一种“败家子”的吃相，吃一半糟蹋一半。他的那一份只吃了两三个就保管起来了，记得是装在一只旧袜筒里，背着我藏起来了。过了好几天，他才拿出来给了我两个，至今仍然记得那种已经风干了的荸荠特别甜。为此，母亲就说他将来会“过日子，有聚财”，说我：“这个二麻腿子没出息，有一千用一万”。
　　哥哥十一岁的那年进了庄上的私塾馆念了二年书，九岁的我在家里当了一年的“保姆”，带着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第二年我也进了那家私塾馆与哥哥做了一年的同学。那时还单干，一家一户种田，家里要有人帮忙，我们弟兄两个只能“重点培养”一个，于是，才十二三岁的哥哥就缀学成了家里的辅助劳力。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中念过二年书的人就算得上是文化人了，为此，哥哥也觉得挺自豪，他有一件在那时叫“民主装”的上衣，衣服的左胸口有一个小袋子，他习惯在袋口上插一支黑色胶木杆子的钢笔。
　　1956年秋天，虚龄十七岁的哥哥结了婚。虽然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了结婚年龄应为男二十女十八（而且都要是实足年龄），但农村中早婚的习俗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不过，哥哥早熟，个头已经超过了一米七，比起那些仍带着娃娃气的小新郎倌来也算得上是玉树临风了。
　　嫂子比哥哥小一岁，嫁过来时个子不算矮，就是身子长得单薄了些，鹅蛋形的脸上略显黑瘦。听说她幼年丧父，后来妈妈找了个人到家里“招夫养子”。她的那个继父我见过，是个木匠，个子不高，人挺和气。和许许多多那时的女孩子一样，她没念过一天书。不过，她人挺贤惠懂礼，平时话不多，弟弟妹妹们都叫她姐姐，我不大好意思叫，因为她只比我大了不到一岁。嫂子的性格与哥哥有些相似，都内向。看得出来，两个人感情很好，结婚一年，没看到他们为什么事红过脸，甚至连一句高声也不曾听到过。爸妈对她也算是挺满意的，就是还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好像有点着急，因为她觉得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她的肚子还不见有动静。
　　第二年秋天，社里有两个月没分口粮（那时还不曾有人民公社，叫高级社）听说是要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刚刚在解放后过了几年温饱日子的农民对此很不适应。那些日子，我们家连留着喂猪的麸皮都吃光了，靠自留地上的胡罗卜度命，因为胡罗卜还没长成，才有小姆指一般大，只好连樱子一起吃。有一天，听说离我们那里十六七里远的小镇上可以买到芋头仔儿，芋头是一种蔬菜，但有点类似山芋，能当饭吃。哪天哥哥起了个大早，跟村里的七八个人一起撑船到那个镇上去。回来时，天黑了许久，每人买了二十斤芋头仔儿，说是要排很长的队，一个人只准买十斤，他们排了两回队，到天快黑时才将船往回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用罗卜樱子煮的粥，只有极少的一点米，黑乎乎地煮了一大锅。没多会儿，哥哥就将锅里剩下的三四大碗粥呼啦呼啦地喝光了，开始，已经上了铺的母亲叫他烧两个把子热一下再吃，他说，不用了，还有点热。后来听说那天去的几个人一天都没吃东西，街上样样要粮票，买不到东西吃，显然，他是饿急了。
　　那天嫂子去了娘家。下半夜时，哥哥突然发起了高烧。天亮后，父亲找了一条小船跟我一起送哥哥去看医生，哥哥是我和父亲架着走上船的。邻庄有个祖传的老中医，上船摸了下哥哥的额头，也没说可能是得的什么病，就给打了一针，据说是当时最贵的盐水针（就是后来叫青霉素的退烧针，那时挺金贵）。那一针一点作用也没起到，到了晚上，哥哥不但高烧不退，还说起了胡话。庄上有人说，可能是得的“邪”病，西边庄子上有个专门替人家看“邪”病的人，叫“野和尚”，挺灵验，不如去让他看一看。那时，父亲好像是乱了方寸，连夜请了本庄的姨父和我一起送哥哥过去。记得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的船在小河里好不容易七拐八拐找到那个庄子。“野和尚”被我们叫醒后，只是煞有介事地念了些咒语，画了几道符烧成灰，和着水喂哥哥喝了下去，并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那天回来后，天已大亮，让人觉得有点神奇的是，哥哥竟然被喂了半碗粥。就是那吃的样子有点不正常。晚上，正当父亲和母亲都觉得有了一线生机时，哥哥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前后折腾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那时人的荒唐与无知葬送了，过了几年才知道，哥哥得的病分明是急性阑尾炎导致穿孔，即使是在那时，如果能及时送到正规医院也是完全有可能转危为安的。
　　嫂子得到消息后，是一路上嚎哭着走回来的，下葬的那一天，母亲已经哭不出声音出来了，此前，她哭昏过去好几次。蓬头垢面的嫂子也一定要给哥哥下田送葬，是旁边的人硬拽着，不曾肯让她上船，我们那里有个习俗，为丈夫送过葬的人就一辈子不能再改嫁了，嫂子那年才十七虚岁，帮助办丧事的人是理智的，来日方长，他们不能让她一失足成千古恨。
　　哥哥死后，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在我的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因为办丧事又预付了社里一些口粮，这个冬天将会特别难熬。庄子上有好几户人家举家去了江西、湖北。父亲没去过那些地方，最熟悉的地方是苏南、浙北和上海，母亲的童年就是在青浦（原属江苏，后来划归上海）乡下度过的，说得一口纯正的青浦话。解放前后的那些年，全家人住在一条小木船上，先是做水果生意，后来做小百货，那些年，父亲的“事业”风生水起，还在家乡置下了十几亩田。听说那一年，上海街头上的熟食还不曾要粮票，父亲就想挺而走险，将全家人带出去重操旧业。后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将已经入了社的那条木船，偷偷地撑到门前，往船上搬了一些锅碗瓢盆和所有的衣被，叫醒了熟睡中的弟妹们，摸黑“逃离”了家乡。那天，正好嫂子被娘家人带了回去，确切地说，全家人是瞒着她出走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哥哥不在了，这个家庭与孤身一人的嫂子好像没有任何关系了，丢下她是为了让她早点去重新找出路。
　　其实，当时嫂子的心思母亲是心知肚明的，如果她知道这个消息，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个大家庭一起走的。那时乡下流行“叔招嫂，人人喊好”，有不少人家孀居的嫂嫂与家里的小叔子组合成了新的家庭，甚至还有嫂子比小叔大七八岁的情况。当时经济条件太差了，找个媳妇不容易，还有的人家媳妇已经有了孩子，如果改嫁出去会苦了孙子孙女。我与嫂子年龄相当，看起来，好像挺顺理成章，但实际上是有许多因素制约着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母亲不想留她，说她幼年“克父”,结了婚又“克”死丈夫，“命”特别坏。虽然这一点对嫂子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但母亲特相信迷信，成了坚决不留她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家里在几年前已经替我定下了一门亲事，虽然算不上是娃娃亲，但那时我也不过才十一二岁，根本就没征求过我的意见。还有一个因素是嫂子结婚一年未能怀上孩子，母亲心里有些忐忑。除了这些，母亲对嫂子的为人印象还不错，她是母亲娘家庄子上的人。
　　过了些日子，我们在上海听庄子上的人说，嫂子从娘家回来后，看到了被洗劫一空的家，顿时就明白了一切，她号陶大哭了一阵后决定在那个“家”里住下来，社里的人都看她可怜，还破例分了点口粮给她。她在社里上了几天工，每逢农历月份中哥哥的忌日，都要把自己吃的那一碗“饭”先供在桌子上，给他烧些纸钱，（过去我们那里有‘烧撞月’的习俗，人死后的三年内，每月都要烧供一回）。她还没有彻底死心，她希望母亲过些日子会回心转意重新将她收为媳妇。第二年，人民公社了，过了几天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后，公共食堂就解散了，她一直在那里坚持到“弹尽粮绝”，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卷铺盖回了娘家。听说在娘家每月还要给哥哥烧几张纸，只是因为不作兴在娘家家里烧，只能用一张小杌子放到门外的巷子里象征性地祭供一番。母亲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是很感动的，毕竟那年嫂子才十八岁，跟哥哥也只做了一年的夫妻。不过，感动归感动，母亲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她不敢再让我去当试验品，她怕我会和哥哥一样被她“克”死。
　　我那时虽然也已长成了一个傻大个儿，但好像还情窦未开，虽然跟嫂子在一口锅里吃了一年的饭，但平时也没多少话说，只是对她的遭遇不是一般的同情罢了。母亲从来没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没主动跟她提起过这个话题。不过，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母亲决定将嫂子留下来，我肯定不会反对，再如果我提出要留下她，母亲可能也不会一直坚持她的观点。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发展下去，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1958年深秋，我们全家在上海被迁往大西北。过了二年，母亲托人将我的“原配”从家中带了过去，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我们举行了一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之后，嫂子也远嫁到了黄海边上去了，听说那个男人比她大好几岁。后来我想，如果当年在我的“原配”还未过去之前，嫂子敢只身先撞过去，估计那时我和母亲都会留下她的。不过那个时候一字不识的女孩子哪有那胆量，再说，她也弄不清楚我这个当事人是什么想法。后来，我从大西北下放回来当了人民公社的社员，过了好些年半饥半饱的日子，还顺带生下了三四个儿女，大家都为一大帮嗷嗷待哺的孩子操碎了心。多少年来，一直未能与嫂子见上一面，只是听说她在那边也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又有好多年听不到她的消息了，也不知道她是健在还是已经埋骨他乡？有时还想与老伴一起找个机会去看她一回。距离不算远，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也没去刻意打听，因为怕见了面无话可说。宋代词人苏轼曾在他的一首词作中写到过：“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我怕会遇到那样的尴尬，一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应该去呢，还是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