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眼中的农具(之三)——锄

　　　　　　　　　　我眼中的农具(之三)——锄 　　　　　　　　　　　　　　　　　　　　　文/刘敬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名叫《悯农》的古诗在中华浩淼的诗海里算不上最绚烂和唯美的一首，可是，我敢肯定它绝对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和人人都会背诵的一首。它在童年时的餐桌上被父母教育子女节俭的话语中被提及，被一代又一代人口对口的传唱和流传。当然，它从任何人的嘴里吐出来都是同一个味道，一股川味般火辣辣的呛人的真情。诗里描绘的画图是铅笔勾勒的一个简单的写意，却让我们体会了一个真真实实的从灵魂深处流淌的对农民的敬仰！当一个个馒头或者一块块面包咀嚼得麦芽糖的清甜在口中蔓延，满嘴生香，我们的眼中怎能不浮现出骄阳下弯着腰汗流浃背锄禾的辛勤的农人？我们的心中怎么能不发出“粒粒皆辛苦”的感慨？ 　　锄禾往往选择在正午的烈日下，锄掉的草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因为水分的缺失而死亡，这样，一个农业活动中最简单和惬意的农活变成了最辛苦的劳作，锄也因为与人同样承受了苦难变成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农具。 　　说出来总觉得可笑，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的我最初对锄头的的认识竟然是从这首叫做《悯农》的古诗，而不是从锄头这个实物中得来。我五六岁时，三个哥哥都上了学，惟独我是个无所事事的人。哥哥们放学后写作业或者背书，闲得无聊的我就趴着看，跟着听。一天晚上，大哥背得就是《悯农》这首诗，我还隐隐约约记得那时名字不叫《悯农》，而是《锄禾》。大哥背得很认真，摇头晃脑像古代私塾的一位教书先生，我被他的样子吸引了，听得也比平时更认真。大哥会背了，我也跟着背会了。大哥听我背得很熟练，就给我讲解诗的意思。解释的第一个词就是锄禾。“锄就是一种农具，长杆的那种，禾就是麦苗，豆苗。”大哥当时的解释毕竟还很笼统，对于一个五六的孩子还是形成不了具体的影象。我问大哥：“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把麦苗和豆苗都锄掉呢？”幼稚的问话引得全家人哄堂大笑。“等一下我给你说。”父亲说完，跑到锅屋，一会儿，拿来一个长把的农具，立起来，头在下，把握在手中。“这就是锄。一个农村的孩子连锄都不认识，让别人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 　　借助微弱的煤油灯光我看见那是一件全身都是铁制的农具（现在也有很多木把的）：锄把长一米七左右，上端粗，下端细，底下有一个像鹅颈的弯脖向上折过来，连接了一个长十五公分，宽二十公分的有刃的锄片。弯折的角度大约四十多度，父亲说这种角度最适合人锄地的姿势，锄起地来也最省力。最好看的是锄的铁把，因为长时间的使用与人的手掌和衣脚反复的摩擦，再加上人体汗水无数次的浸润，锄把上反射出的一种黝黑闪亮的迷人的光泽和无法言喻的神韵，在微弱的煤油灯里颤动，恍惚间，它好像变成了一个具有生命的物体，在众人的目光中，它缓缓睁开闭阖的眼眸，给你一个宁静安详的目光，让你躁动的心也不由地跟着平静下来。如果你静静地谛听，几乎能听得见它均匀清澈的呼吸在空气中轻轻地流淌和蔓延，充满了整间屋子。整间屋子也跟着寂静了。 　　一张锄因为与人的朝夕相处使它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农具的生命的力量和一种后天养成的诱人的魔力。真是奇迹！ 　　我家有两张这样的锄，是父母结婚后置办的最早的两件农具。听母亲说买这两张锄花掉了两元钱，那是他们一年的积蓄。其中的一张锄把长，另一张锄把短了二三十公分。父亲使用长把的，母亲使用短把的，清晰和分明，父母从来没有混淆使用过。父母是地道的农民，种庄稼的好手，村里的人都这样评论她们。直到现在还是经常有人去问父母什么时候种麦子，什么时候点玉米，什么时候播豆子。也许是因为这两张锄是父母结婚后的第一件置办农具，同时也见证了她们结婚后抚养四个孩子的辛劳和在田地里辛苦劳作的人生经历，父亲对这两张锄就有了与其他的农具不一样的感情。父母把这两张锄放在堂屋中，而不是和其他的诸如镰刀，麦叉，木锨等等这些平常的农具一起放到锅屋里。每次锄完地，父亲都要用牛皮纸包好锄把，小心地放到他卧室的墙角或者床底下。可能父亲只有听到锄的均匀的呼吸和两张锄的亲切的絮语才能得到最好的睡眠，所以才这样吧。父亲睡眠的质量也确实很好，就像母亲说的，无论家中发生再大的事情，经历什么样的困难，父亲都能一躺到床上就能忘掉一切烦恼，“胡噜胡噜”地安然入睡。其实，世上的事情有些是讲不明白的，也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可是它却依然神秘地存在着。 　　这两张锄在父母和三哥分家时，三嫂希望能要一张锄。父亲虽然不情愿，三嫂却非要不可，父亲没办法，只好给了三哥属于母亲的短把的那张。记得给三哥锄时，父亲有难过的眼神一直注视着手里的那张锄，像离开亲人一样的恋恋不舍，交给三哥后，又千叮咛万嘱咐三哥要好好用，别弄坏了。后来，不用锄了，父亲又从三哥家要了来，和原先的长把的属于他的那张锄放在了一起，被搁置在床底下。现在虽然不用了，可是，每年的开春，父亲还要把这两张锄用纱布打去表面的铁锈，在院子里按照锄地的姿势比画几下，然后，再重新包好，放到床底下。 　　父亲对我们弟兄四个的教育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他的教育往往与锄联系在一起。父亲一心想让我们弟兄四个跳出农门，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远大的种子。父亲不在我们面前念叨农民的任何不好，种地如何的辛苦，而是选择在最热的天气里，让我们扛上锄或者镢头跟他一起去锄地。那种近乎痛楚的记忆今天想起来依然清晰和深刻，它像一个警醒的烙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辈子都不可能忘掉。不仅仅是我自己，我的哥哥们肯定和我一样也拥有了那么一块难忘的印记。 　　大抵是一个连知了都因为炎热和憋闷都停止了鸣叫的正午。昨天刚下过一场雨，因为强烈的阳光的照射，水蒸气使得空气又潮湿，又闷热。父亲给了我那把属于母亲的锄头，我跟在父亲的身后向玉米地里走去，那是一种郁闷的无处不在的躁热，头顶的草帽没有一点用处。我不敢仰头看天，一抬头，几乎透明的明晃晃的太阳就眩晕了双眼。来到地里，父亲一句话不说率先走进里中，齐腰的玉米苗遮住了腿以下的部分，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在玉米叶子的海洋里游弋。我只好也跟着走到地里。我没有父亲高，只露出肩和头，整个身子被高高的玉米像洪水一样的淹没和包围，呼吸在还没有锄地就已经变得急促，脸上早就被汗水浸透了，泛着不自然的红晕。最可恨的是不时有几棵个子高的玉米苗的叶子趁火打劫，划拉一下脸，被汗液里的盐份一杀，火辣辣地疼。手中的锄头也因为太沉，不听使唤，常常会走错了方向，焦躁让本就汗流浃背的我更狼狈不堪。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父亲不说话，我不敢停止，即使无法忍受也只能忍受着。父亲不说你干活的快慢，只是你不能躲到地边的树阴下乘凉，你只需要站在日头下，站到玉米苗中不停歇的锄地。父亲不说回家，我只有在等待的煎熬中，好像和等待着慢慢被阳光榨干身体里的最后一滴水。父亲时刻关注着我，他不时回头看我，提醒我去喝水。直到我累得昏昏沉沉，甚至连说话都没有气力时，父亲才会喊我回家。说实话，那时我是恨父亲的，恨他心太狠，别人的孩子都是从地里往家撵，他却是从家中往地里带，有一次实在坚持不了，竟有了不想再做他的儿子的想法。 　　中专毕业后的一天，我和父亲闲谈，他问我，小时侯带你去锄地时，你恨过我吗？我回答说，没有，我怎么可能恨您呢？父亲听完哈哈地笑着说，你小子，骗人的吧，就数你恨得我厉害，从你看我的眼神我就看出来了。其实看到你们热得快要晕倒的样子，我也心疼，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让你们经历一下磨难，不受点苦，你们怎么能长大。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人们总会追求更省力和省时的耕作方式，锄在灭草剂的出现后，减慢了它前进的步伐，或者说几乎停止了它前进的脚步。灭草剂的出现具有了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它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使锄草的方式由农具向药物改变，从一个人每天只锄一亩地到一个人每天可以打几十亩地的除草剂转变。如果全国的土地都使用灭草剂锄草后，节约的时间和人力肯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好东西总是吸引了更多人的青睐，从2003春天村里第一家用灭草剂，到2004年春天全村百分之九十多的家庭使用灭草剂，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普及的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发生在身边的真实的事情。 　　前几天回老家看父母，顺便去看看地里的麦子。我看见一对七十多岁的老人，佝偻着腰，手里都拿着一张木把的锄，在麦田里锄草。当然，这也是我在地里看到的唯一的还在使用锄的人。也许因为他们年岁太大的缘故，她们锄上几下，就抬起头歇一下，然后再佝偻起腰身。我好奇地走到他们跟前问，你们为什么不打灭草剂？那样多省劲。老人回答说，灭草剂也是农药，吃了打过它的麦子对身体不好，还容易生病，吃起来也没有麦子的清香和甜味，都是残留的农药难闻的味道！ 　　我没有反驳老人，反驳本是多余，只是，老人的话却让我陷入了一个矛盾的思考。老人的话或许是对的，化学的东西总有些让人不能完全的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查不出的疑难杂症和医学上无法破解的难题确实也给老人的话提供了一些佐证，可是，你又不能否认灭草剂所具有的锄头锄草无法相比的速度和效果。灭草剂代替了锄头和一些农药的使用是历史的进步还是人类给自己预埋的一个遥远的陷阱？我不知道答案，可能你和我一样也不知道。看来，这个历史的问题只有未来的历史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