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葛水平乡土小说漫谈
2021-12-23叙事散文春天之约
葛水平乡土小说漫谈在近几年的中篇创作中,葛水平的乡土小说格外引人瞩目。她的出现,既是山西文学界的新气象,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新收获。尤其是时下文学表面繁荣、喧闹,真正在思想和语言表达上达到相当水准的作品却是极少,而得到普遍认可和形成独特叙事风……
葛水平乡土小说漫谈
在近几年的中篇创作中,葛水平的乡土小说格外引人瞩目。她的出现,既是山西文学界的新气象,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新收获。尤其是时下文学表面繁荣、喧闹,真正在思想和语言表达上达到相当水准的作品却是极少,而得到普遍认可和形成独特叙事风格的作家更是少之又少。葛水平应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作品摆脱了女性作家以自我情感体验为中心的话语世界和思想上的弱点,常以身外的世界和人物作为创作参照,间接传达对历史和现实的触摸与探寻。文风质朴,情感丰润,厚重而不失淳美,大气而不失空灵,创作伊始,便觅到了自己本土化的写作方式。葛水平的乡土小说既有对山西传统乡土文学之传承,又在其独特的审美感唤和多重思考下,营造了富有韵味的多姿多彩的个性化乡土世界。 关注社会底层人物,叙写不同社会背景下平民坎坷的生活经历和逼仄的生存空间,展现人性所受的磨难和历练中迸发出的光芒,构成了葛水平乡土小说的话语中心。如果把生命的误区和磨难比成一张茧,她的小说则细腻展示了人在生命之茧中煎熬的沉痛历程和绽放的人性美,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生命内涵的现实理解。对人性美多层次、多角度的刻画和挖掘,堪称葛水平乡土小说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葛水平着墨最多的是那些鲜活、质朴的农村女性形象。她们身上积淀着传统女性的道德认同和做人准则。在岁月的剥蚀挤压下,她们本能地挑战生存的艰辛无奈和人性的种种磨砺,精神上表达出强烈的生存欲念;同时又在苦难中坚守着永不退色的人性美,走出自闭、自畏、自怜的心理阴影,显现出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奋争的憧憬和执著。 《喊山》由不经意发生的一件事故,揭开了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所掩饰着的人性真实,成功地塑造出了哑巴红霞这一人物形象。因为家贫,渴望吃到香甜的糕团子,想坐一坐诱人的小面包车,红霞被拐卖到另一座陌生的大山,成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腊宏的老婆。命运的不幸使她跌入更为贫困而且毫无自由的深渊。面对腊宏的毒打,她忍辱屈从,学会了接受生活的磨难。在杀猪似的吼叫声中被腊宏拔掉两颗牙后,她彻底沉默了,被人当成哑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她在自己的生命之茧中封闭自我、压抑人性,无声无息地生活着。她不敢,或者说已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声。在丈夫被炸死后,她没流一滴泪,没放出一点哭声,还在村里人商量如何给炸死的丈夫赔款时莫名地笑了一下,让村干部“面面相觑不知道她到底笑个啥”;看别人吵架,她打心眼里高兴,并渴望自己也能痛痛快快吵一回;她来到丈夫的坟墓,不是为了哀悼、哭诉,而是发泄心中的愤懑和不满,是无声的诅咒和反抗。这些都是种种变态的、不近乎人情而又近乎精神失常的扭曲心理的外在流露。生命之茧的层层束缚,把一个原本鲜活的生命紧紧包裹,没有心灵呼吸的空间,没有任何欲望和追求,而只是苟延残喘地让生命白白流过。是韩冲走进她的世界,唤醒了她身上的温情和对生活的希望,让她走出压抑封闭的自我,让她“觉得自己是活在地上的一个人!心里深处汩汩奔着一股热流”,“看着韩冲心里就有了热爱他的感受。”她在体验生命破茧而出的轻松。当韩冲被警察带走时,她破天荒地喊了一声“不要”,表白了自己的真情。因为韩冲把她当人看,给了她做人的尊严,她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要真正为自己活一回,做个像样的人。《喊山》通过哑巴红霞从失语到言语的漫长经历,展示了那虽然饱经蹂躏伤害但却仍然对生活、对他人充满温柔和善良的复杂心灵,读后确实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外表的木讷呆滞与内心世界的堪称丰富的善良温柔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照。和《喊山》一样,《连翘》所描写的依然是葛水平小说中一贯的太行山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连缀了生活中的诸多琐碎情节,透过寻红的眼与心去捕捉、感受千姿百态的众生相。而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在饱尝人生的苦难后,品出了错综人生的况味,以宽让、达观的胸襟尊重活人的合理性,并努力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小说生动展示了山民们艰难度日却又并非希望全无的日常生存状态。故事理想化的结局体现出一种传统的心理需求和审美享受,给当今人们困顿的心灵以温馨。 《天殇》中的上官芳和《狗狗狗》中的秋,是两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子。上官芳在既是亲人又是仇人的大伯的肆意报复和压迫下,终于“逼上梁山”,和两个儿子先后沦为刀客,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仇行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忍”字,而且她的复仇带有穷人反压迫的正义性。在自己遭受重重折磨和欺辱时,她没有丧失善良的本性,更多考虑到穷人的利益。上官芳的手下留情、最后被俘和大伯王书农暮年的幡然悔悟,溶解了上下两辈人深刻的仇恨。这说明人性是相同的,人性中善良而温情的一面可以抹平人性之恶,愈合岁月留下的伤口。上官芳由一个民间小脚女人成长为挑头刀客的过程,客观上揭示了在地主横行的旧社会,普通穷民温顺中反抗的必然性。秋的追求具有质朴的、野性的美,在日军洗劫山村的重创和危难时刻,她毅然把人性中最本能的繁衍当作一生的使命。生存意识在那个被血腥笼罩的年代,上升到空前高的地位。进而言之,这是对一个民族血脉的延续和血性精神的传承。秋身上凝聚着母性的伟大力量和坚韧不屈的个性意识,这恰恰是一个民族在忧患中永生的脊梁。《道格拉斯/china》中的月月身上积淀了山区女性根深的善良和大义。小说对其人道主义精神的讴歌没有夸饰和过分的张扬,一切顺情顺理,事小情义重,平凡中更显现出人性的光彩,同样充满气节地展现了民族生存的真正希望和凭借。 《甩鞭》中的王引兰一生坎坷,充当丫环,两次丧夫,但却一直向往着心中的婚姻。她虽“命不好,可懂春天,懂四季给人的好”。她看重的是婚姻的过程,尽管无力改变不幸的命运,也无力去实现理想的婚姻,但就是那种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生命质量的在乎,让她抛开世俗的目光的鄙视,追求自我的生存。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都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人,但又都是有恩于她的人。在现实的婚姻中,她以知足的心态面对命运的捉弄。她和当时的多数女子一样,把男人当作自己生存的依靠,于是她接受了麻五、李三有、铁孩,相依为命。麻五、李三有暴死后,铁孩成为他最后的依靠。可当她得知铁孩的不义和阴谋时,又拿刀毁灭了自己唯一的希望。这说明在她的意识中,她对现实婚姻的接受和忍让是有底线的。活人得有个度,人性的最基本的准则是绝不能丧失的。葛水平小说中的这几个女性身上都具备传统女性特有的那种隐忍与决绝,传达出了女性在历史中的那种强烈的存在感,她们的悸动和反抗都与非常深刻的人性相关。 葛水平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同样寄托着作者张扬人性美的创作理念,他们和女性角色共同撑起了小说人性美的艺术世界,自然和谐,温情感人。他们出身平凡,甚或卑微,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德。 《喊山》中的男主人公韩冲,因为山上穷,山下的闺女都不愿上来,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临了,只好和别人的老婆偷情,凭小恩小惠获得身体上的满足,还落了个不好的名声。又因炸獾炸死了讨吃腊宏,腊宏撇下的母女三人更成了他沉重的精神负担。哑巴执意不要赔款,而只要他这个人,这让韩冲更加为难,因为他从没想过找个哑巴做媳妇,而且是拖儿带女的“讨吃”的老婆,他一时还走不出这种思想的樊篱。但山里人的朴实使他始终有一幅关心人的热心肠,这也是哑巴相中他的主要原因。哑巴重人不重钱的痴情,和琴花只认物不认人的薄情寡义形成鲜明对照,也让韩冲在与两个女人的感情纠结中发现了自己的真正需求。他帮哑巴收谷子,提供自家口粮接济她一家,教她如何摊饼,主动挑起哑巴一家的重担。他不怕出力,最怕良心上的不安和心理的煎熬。哑巴的喊山声更平添了他内心的负重。他不是在还债,而是在寻求心灵的安稳和做人的踏实。韩冲在不断的选择和反省中,终于冲破迷惘和短视,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归宿。人虽被带走了,心却留在了哑巴身上。 “我要她说话”——一句看似平淡的心理告白,却饱含对爱情的承诺、执著,是生命在经历重重磨难后最质朴的表达,最激动人心的追求。这种心心相印的呼唤是患难与共中萌生的对生命的期许,不需修饰和夸张,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正如恶劣的品质可以在幸运中暴露一样,最美好的品质也是在厄运中被显示的。 《地气》中的王福顺生性耿直忠厚,却屡遭命运的捉弄。由于偶然间发现了校长偷情的秘密,便被发配上山教一个学生。他没把人生的失意蔓延在新的环境中,而偏僻落后的山上却由于他的到来有了新的生气。他主动和解两家的纠葛,尽其所能教育好孩子,给山里人带来眼界的开阔和文明。两个女人的相互猜忌、吃醋,给他刚刚安静的生活平添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在哭笑不得的闹剧和化解矛盾的过程中,既有王福顺含笑的泪水,也有自我安慰的苦涩中的甜蜜。王福顺的经历代表了多数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无奈中学会适应,但他的适应是积极的,是带给周围世界及他人希望与温暖的一种朴实的付出,不张扬,不虚夸,是一种平淡而真实的美。《空地》中的拐子张保红有一颗事事关心、关心人人的善心。不计个人得失和恩怨仇恨,活人只图个好名声。在别人眼里他傻得让人耻笑,可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最后却被推选站在了迎喜神的“空地”上,当了一回有头有脸的“领头吆喝的人”。因为“乡下人相信,磨难会在无畜六禽中激起残忍,而人的心间就应该唤醒良善,良善是人活下去的光明。”这就是拐子的人生价值。他的存在给日渐麻木的人性一种自省和拷问。 《道格拉斯/china》中的马宝贵和王广茂是两个有血性的男人。马宝贵背负骂名,与日寇巧妙周旋,又尽力维持着全村老少的安危。他对道格拉斯的深切援救,把人性之美之真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爱得无私,恨得刻骨,是一个表面糊涂内里分明的内涵丰富的角色。王广茂虽胆小,懦弱,爱贪小便宜,怕担风险。但在危急关头却挺身而出,有胆有识,舍得牺牲,人穷志阔,立着就是个“人”,堪称“国魂”。小说结尾在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呼号呐喊中,完成了对人物精神上的礼赞和致敬,刹那间达到了情感的最大张力,释放出强烈震撼的冲击波。《黑雪球》则借伍海清这一形象在生理、心理、精神三个层面上探索了人性的深度。战争的恐怖和灾难使其身心备受摧残和煎熬,但骨子里的刚强和柔软却铸就了一面灵魂的旗帜,亦是“亮剑”精神的最好诠释。 在极力张扬人性美的同时,葛水平没有忘却人性的复杂性。她让自己的心灵不断感应着各阶层真实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以善意真诚来描写她(他)们的真实面貌,既写人性的善良、淳朴,也揭示了人性中落后、丑陋的一面。小说中那些世俗化的形象虽不全是小说中的主角,却又是日常生活中很普及的群体。他们的大范围存在印证着轻视仁义、沦丧人性的可鄙,亦从反面说明了坚守人性美的可敬。 琴花是《喊山》中有较多陋习的另一种山村妇女。为了给两个儿子娶媳妇,她用尽心计贪占小便宜。她和韩冲相好,不为情,不为爱,只求从他身上多捞些实惠,不管是一条裤子,一盒胰子,还是一盆粉浆。哭一回讨吃,她不知羞耻,索要韩冲一头猪;为一百五十斤玉茭,拿了现钱不说,还隔三岔五取粉面,无理也霸道,坐在粉房前撒泼使性;偷捡别人家的一篮谷穗也让她沾沾自喜;韩冲借钱,她叫苦叫穷,非但不借,还动手打人,完全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贫穷和落后使她错误地把贪财贪利当成了生命的追求目标,看不到自己生存的误区,陷入自以为是的生命之茧,而忽略了人性中更有价值的东西。更可悲的是她主观上无法理解这种封闭,更不可能走出这种误区,去过一种新的为人尊重的生活。腊宏则是《喊山》中令人唾弃的施暴者,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他的生存带给他人和社会的是痛苦和不安,他的暴死多少有因果报应的意味,是一个心理肮脏扭曲的角色。《地气》中的校长常小明师德败坏,肆意以权欺人,目无公理正义,堪称教育界的蛀虫。《夏天的故事》中的胡工宣和教革委的闫主任是文革时期借权整人的典型,是非不分,自私自利,可谓文革社会的缩影和对国民痼疾的审视与批判。《黑口》关注的是非法小煤窑。这一行业的危险性使得矿工时刻面对死亡,而矿主的贪婪和残酷则更增加了这种危险性。一个“钱”字,把生的艰难和死的血腥连接在一起,也把人性的美好和丑恶连接在一起。《比风来得早》中的吴玉亭是个为权利所异化的可怜人物,陷入追逐权利的泥淖而迷失了才情、亲情、爱情和自我,人前假作风光,酒后痛苦失重,自视清高却人格卑微,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最终一事无成。吴玉亭灵魂的游离和精神的颓变,透视出权力腐蚀下的肮脏和不堪,是私欲膨胀后心灵沙化的生动记录。对目前的社会而言,无疑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当然葛水平没有简单脸谱化地处理这类角色,而重在多方面展现人性的复杂。《喊山》中的琴花不记仇,腊宏也有爱孩子的举动。 《地气》中的两个女人翠花和李苗虽爱串闲话、过分争强,却也大胆泼辣、心直口快,让人可气可笑。这些人物都更贴近生活的真实,使小说富有浓郁的人情味。《狗狗狗》中的拴柱是个活得可怜而极少骨气的懦夫,但对自己的媳妇秋却有发自心底的关爱,身心的无能和软弱使他得不到秋的衷情,只能在瑟缩无奈中苟且挣扎。《甩鞭》中的铁孩同样是一个在生活最底层灵魂备受煎熬的苦命人,在爱的需求的不到满足时,原本质朴的天性中便生出几分邪念和做人的不地道,罪恶的阴谋使他由人性的被尊重者沦为被鄙弃者。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对人性私密的揭示使小说的对人性的探讨显得更为深入。《浮生》中的唐大熊是个生命极富戏剧色彩的形象。曾在年轻时靠造炸药成了劳模,出了名,成了女人崇拜的对象;又在年老时为脱贫炒炸药而丧身。值得思考的是:唐大熊等人的铤而走险和执迷不悟,因何而挥之不去?除了社会和人为的因素,人性的渐变是一个更为深刻的诱因。 葛水平的乡土小说创作时空跨度大,从抗战到土改到文革到改革开放,依其所见所闻,致力寻找着自己想表现的人物和故事。这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不管历史如何变幻,岁月如何波折,人性中闪光的东西永远是相同的、永恒的,进而言之,这亦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血脉中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因子,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行、提升人类文明的核心动力。关注人性,对人性美的艺术追求是葛水平乡土小说的主旋律。尤难能可贵的事,这种追求更多建立在对传统人性美的探寻和张扬中,因而更显得厚重、大气,有了深刻的民族自省和批判意识,在对民风世情的抒写中,发现和张扬民族的心灵与性灵。 以表现人性美为主题,葛水平的乡土小说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她的小说有多个作家的影子,但又是独一个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有两套话语系统尤具特色。其一是地道质朴的乡土语。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如赵树理小说一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人物事件被一层生活原色所笼罩,厚道本色而不失调侃幽默,以一种轻松的姿态进行创作。擅长描摹带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乡土民情、奇风异俗,以及由此构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集中而生动体现了山西乡土文学很明显的地域特征,民族特色浓郁。富有原始的、野性的意象和传奇色彩的故事,构成了她小说的原始自然、粗犷大气。小说的题目,像《喊山》、《甩鞭》本身就是一种民俗文化的象征,《地气》、《空地》则有多层寓意,笔意遥深,它们在作品中的反复出现,不但强化了小说的地域色彩,更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底蕴,有汪曾祺小说的神韵。其二是细腻诗意的抒情语态。她的小说是在事件的铺叙和情感的体验两个面上展开的,有时内在的情感体验远超出事件的叙述,情感借助于事件的推动一波三折,逐渐引向高潮。叙事者努力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体验外部事件如何激起人物的情感波澜,又以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来推动事件的进展,使其小说创增添了浓郁而细腻的抒情意味,流露出女性的诗意美,和茹志鹃颇多相似。《喊山》中红霞和腊宏、韩冲之间的故事只起到引发情感的作用,小说重在刻画红霞和韩冲的心理转化过程,张显人性美的主题。红霞来到坟地和夜间喊山时内心风暴的发泄,透彻淋漓,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在红霞敲着脸盆喊山时,你会深切感受到那种对人性的压抑和生命的煎熬是何等撕心裂肺的痛苦。这种长于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开掘,又颇像张洁的抒情风格。《地气》故事简淡,但葛水平却写出了一种平淡中的忧伤,一种充满诗意的忧伤,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触摸与表达,可称之为一首忧伤的人性之诗,使人想到孙犁。《狗狗狗》中秋和三个男人的命运纠缠同样重在倾诉秋的心灵悸动,尤其是秋等待虎庆成人时的那种渴望、激动、憧憬,只有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才会有逼真而深切的体会。此外,小说人物的神态、动作描写活灵活现,韵味十足。场景描写不但质朴粗犷,亦充满诗情画意,引人入胜。不起眼的荒山僻谷、原野村落,“甩鞭”报春时划破长空的空谷回音,“喊山”传情达意、恫吓野兽、释放情感的地域风情,王引兰神往的那片油菜地,拐子在“空地”上主持“迎喜神”的喜庆氛围,王福顺带女人们上山遥望城市灯光的甜蜜遐想,均在作者信手拈来的点染下,焕发出美的生机,倾吐着浓浓的诗情,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博大的爱心。 葛水平长期从事戏剧编剧和戏剧理论研究,这使她的小说融入不少戏剧化的因素。一些戏剧场景的确成了小说中印象深刻的亮点,生活气息浓郁,耐人咀嚼。但也有的小说戏剧化、故事化的倾向过于暴露,更像在讲述一段传奇,受众对情节的关注已超越了对人物性格的揣摩。《天殇》中对上官芳传奇经历的铺叙渲染就淡化了人物本身,充满其中的侠义精神和复仇理念也使这部小说失去了应有的特质,而从俗于普通的侠义小说。还有的作品因在叙事中宣扬了“玩火自焚”的因果报应,如《浮生》中唐大熊“炒炸药”的最终丧命,使阅读从一开始就步入已知的故事圈,多少弱化了生活的复杂性和阅读兴致。《比风来得早》中吴玉亭酒后,对父大段冗长的倾诉和追忆,多少带有寻根溯源的意味。和同类题材的作品比较,除了语言上的优势,并没更新的突破,还失去了葛水平小说中特有的温馨和美感。另外,葛水平的小说在人物历经沉痛后,多有一个酷似“瑜儿坟上花环”的充满希望的结尾,淡淡的失意中饱含温馨自足,叙述有分寸,这自然体现了创作者独特的审美追求,却同样淡化了生活中的矛盾,把生活诗化了。在葛水平的中篇创作达到一定高度并日趋纯熟的态势下,笔者翘首企盼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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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的中篇创作中,葛水平的乡土小说格外引人瞩目。她的出现,既是山西文学界的新气象,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新收获。尤其是时下文学表面繁荣、喧闹,真正在思想和语言表达上达到相当水准的作品却是极少,而得到普遍认可和形成独特叙事风格的作家更是少之又少。葛水平应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作品摆脱了女性作家以自我情感体验为中心的话语世界和思想上的弱点,常以身外的世界和人物作为创作参照,间接传达对历史和现实的触摸与探寻。文风质朴,情感丰润,厚重而不失淳美,大气而不失空灵,创作伊始,便觅到了自己本土化的写作方式。葛水平的乡土小说既有对山西传统乡土文学之传承,又在其独特的审美感唤和多重思考下,营造了富有韵味的多姿多彩的个性化乡土世界。 关注社会底层人物,叙写不同社会背景下平民坎坷的生活经历和逼仄的生存空间,展现人性所受的磨难和历练中迸发出的光芒,构成了葛水平乡土小说的话语中心。如果把生命的误区和磨难比成一张茧,她的小说则细腻展示了人在生命之茧中煎熬的沉痛历程和绽放的人性美,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生命内涵的现实理解。对人性美多层次、多角度的刻画和挖掘,堪称葛水平乡土小说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葛水平着墨最多的是那些鲜活、质朴的农村女性形象。她们身上积淀着传统女性的道德认同和做人准则。在岁月的剥蚀挤压下,她们本能地挑战生存的艰辛无奈和人性的种种磨砺,精神上表达出强烈的生存欲念;同时又在苦难中坚守着永不退色的人性美,走出自闭、自畏、自怜的心理阴影,显现出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奋争的憧憬和执著。 《喊山》由不经意发生的一件事故,揭开了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所掩饰着的人性真实,成功地塑造出了哑巴红霞这一人物形象。因为家贫,渴望吃到香甜的糕团子,想坐一坐诱人的小面包车,红霞被拐卖到另一座陌生的大山,成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腊宏的老婆。命运的不幸使她跌入更为贫困而且毫无自由的深渊。面对腊宏的毒打,她忍辱屈从,学会了接受生活的磨难。在杀猪似的吼叫声中被腊宏拔掉两颗牙后,她彻底沉默了,被人当成哑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她在自己的生命之茧中封闭自我、压抑人性,无声无息地生活着。她不敢,或者说已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声。在丈夫被炸死后,她没流一滴泪,没放出一点哭声,还在村里人商量如何给炸死的丈夫赔款时莫名地笑了一下,让村干部“面面相觑不知道她到底笑个啥”;看别人吵架,她打心眼里高兴,并渴望自己也能痛痛快快吵一回;她来到丈夫的坟墓,不是为了哀悼、哭诉,而是发泄心中的愤懑和不满,是无声的诅咒和反抗。这些都是种种变态的、不近乎人情而又近乎精神失常的扭曲心理的外在流露。生命之茧的层层束缚,把一个原本鲜活的生命紧紧包裹,没有心灵呼吸的空间,没有任何欲望和追求,而只是苟延残喘地让生命白白流过。是韩冲走进她的世界,唤醒了她身上的温情和对生活的希望,让她走出压抑封闭的自我,让她“觉得自己是活在地上的一个人!心里深处汩汩奔着一股热流”,“看着韩冲心里就有了热爱他的感受。”她在体验生命破茧而出的轻松。当韩冲被警察带走时,她破天荒地喊了一声“不要”,表白了自己的真情。因为韩冲把她当人看,给了她做人的尊严,她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要真正为自己活一回,做个像样的人。《喊山》通过哑巴红霞从失语到言语的漫长经历,展示了那虽然饱经蹂躏伤害但却仍然对生活、对他人充满温柔和善良的复杂心灵,读后确实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外表的木讷呆滞与内心世界的堪称丰富的善良温柔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照。和《喊山》一样,《连翘》所描写的依然是葛水平小说中一贯的太行山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连缀了生活中的诸多琐碎情节,透过寻红的眼与心去捕捉、感受千姿百态的众生相。而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在饱尝人生的苦难后,品出了错综人生的况味,以宽让、达观的胸襟尊重活人的合理性,并努力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小说生动展示了山民们艰难度日却又并非希望全无的日常生存状态。故事理想化的结局体现出一种传统的心理需求和审美享受,给当今人们困顿的心灵以温馨。 《天殇》中的上官芳和《狗狗狗》中的秋,是两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子。上官芳在既是亲人又是仇人的大伯的肆意报复和压迫下,终于“逼上梁山”,和两个儿子先后沦为刀客,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仇行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忍”字,而且她的复仇带有穷人反压迫的正义性。在自己遭受重重折磨和欺辱时,她没有丧失善良的本性,更多考虑到穷人的利益。上官芳的手下留情、最后被俘和大伯王书农暮年的幡然悔悟,溶解了上下两辈人深刻的仇恨。这说明人性是相同的,人性中善良而温情的一面可以抹平人性之恶,愈合岁月留下的伤口。上官芳由一个民间小脚女人成长为挑头刀客的过程,客观上揭示了在地主横行的旧社会,普通穷民温顺中反抗的必然性。秋的追求具有质朴的、野性的美,在日军洗劫山村的重创和危难时刻,她毅然把人性中最本能的繁衍当作一生的使命。生存意识在那个被血腥笼罩的年代,上升到空前高的地位。进而言之,这是对一个民族血脉的延续和血性精神的传承。秋身上凝聚着母性的伟大力量和坚韧不屈的个性意识,这恰恰是一个民族在忧患中永生的脊梁。《道格拉斯/china》中的月月身上积淀了山区女性根深的善良和大义。小说对其人道主义精神的讴歌没有夸饰和过分的张扬,一切顺情顺理,事小情义重,平凡中更显现出人性的光彩,同样充满气节地展现了民族生存的真正希望和凭借。 《甩鞭》中的王引兰一生坎坷,充当丫环,两次丧夫,但却一直向往着心中的婚姻。她虽“命不好,可懂春天,懂四季给人的好”。她看重的是婚姻的过程,尽管无力改变不幸的命运,也无力去实现理想的婚姻,但就是那种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生命质量的在乎,让她抛开世俗的目光的鄙视,追求自我的生存。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都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人,但又都是有恩于她的人。在现实的婚姻中,她以知足的心态面对命运的捉弄。她和当时的多数女子一样,把男人当作自己生存的依靠,于是她接受了麻五、李三有、铁孩,相依为命。麻五、李三有暴死后,铁孩成为他最后的依靠。可当她得知铁孩的不义和阴谋时,又拿刀毁灭了自己唯一的希望。这说明在她的意识中,她对现实婚姻的接受和忍让是有底线的。活人得有个度,人性的最基本的准则是绝不能丧失的。葛水平小说中的这几个女性身上都具备传统女性特有的那种隐忍与决绝,传达出了女性在历史中的那种强烈的存在感,她们的悸动和反抗都与非常深刻的人性相关。 葛水平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同样寄托着作者张扬人性美的创作理念,他们和女性角色共同撑起了小说人性美的艺术世界,自然和谐,温情感人。他们出身平凡,甚或卑微,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德。 《喊山》中的男主人公韩冲,因为山上穷,山下的闺女都不愿上来,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临了,只好和别人的老婆偷情,凭小恩小惠获得身体上的满足,还落了个不好的名声。又因炸獾炸死了讨吃腊宏,腊宏撇下的母女三人更成了他沉重的精神负担。哑巴执意不要赔款,而只要他这个人,这让韩冲更加为难,因为他从没想过找个哑巴做媳妇,而且是拖儿带女的“讨吃”的老婆,他一时还走不出这种思想的樊篱。但山里人的朴实使他始终有一幅关心人的热心肠,这也是哑巴相中他的主要原因。哑巴重人不重钱的痴情,和琴花只认物不认人的薄情寡义形成鲜明对照,也让韩冲在与两个女人的感情纠结中发现了自己的真正需求。他帮哑巴收谷子,提供自家口粮接济她一家,教她如何摊饼,主动挑起哑巴一家的重担。他不怕出力,最怕良心上的不安和心理的煎熬。哑巴的喊山声更平添了他内心的负重。他不是在还债,而是在寻求心灵的安稳和做人的踏实。韩冲在不断的选择和反省中,终于冲破迷惘和短视,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归宿。人虽被带走了,心却留在了哑巴身上。 “我要她说话”——一句看似平淡的心理告白,却饱含对爱情的承诺、执著,是生命在经历重重磨难后最质朴的表达,最激动人心的追求。这种心心相印的呼唤是患难与共中萌生的对生命的期许,不需修饰和夸张,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正如恶劣的品质可以在幸运中暴露一样,最美好的品质也是在厄运中被显示的。 《地气》中的王福顺生性耿直忠厚,却屡遭命运的捉弄。由于偶然间发现了校长偷情的秘密,便被发配上山教一个学生。他没把人生的失意蔓延在新的环境中,而偏僻落后的山上却由于他的到来有了新的生气。他主动和解两家的纠葛,尽其所能教育好孩子,给山里人带来眼界的开阔和文明。两个女人的相互猜忌、吃醋,给他刚刚安静的生活平添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在哭笑不得的闹剧和化解矛盾的过程中,既有王福顺含笑的泪水,也有自我安慰的苦涩中的甜蜜。王福顺的经历代表了多数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无奈中学会适应,但他的适应是积极的,是带给周围世界及他人希望与温暖的一种朴实的付出,不张扬,不虚夸,是一种平淡而真实的美。《空地》中的拐子张保红有一颗事事关心、关心人人的善心。不计个人得失和恩怨仇恨,活人只图个好名声。在别人眼里他傻得让人耻笑,可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最后却被推选站在了迎喜神的“空地”上,当了一回有头有脸的“领头吆喝的人”。因为“乡下人相信,磨难会在无畜六禽中激起残忍,而人的心间就应该唤醒良善,良善是人活下去的光明。”这就是拐子的人生价值。他的存在给日渐麻木的人性一种自省和拷问。 《道格拉斯/china》中的马宝贵和王广茂是两个有血性的男人。马宝贵背负骂名,与日寇巧妙周旋,又尽力维持着全村老少的安危。他对道格拉斯的深切援救,把人性之美之真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爱得无私,恨得刻骨,是一个表面糊涂内里分明的内涵丰富的角色。王广茂虽胆小,懦弱,爱贪小便宜,怕担风险。但在危急关头却挺身而出,有胆有识,舍得牺牲,人穷志阔,立着就是个“人”,堪称“国魂”。小说结尾在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呼号呐喊中,完成了对人物精神上的礼赞和致敬,刹那间达到了情感的最大张力,释放出强烈震撼的冲击波。《黑雪球》则借伍海清这一形象在生理、心理、精神三个层面上探索了人性的深度。战争的恐怖和灾难使其身心备受摧残和煎熬,但骨子里的刚强和柔软却铸就了一面灵魂的旗帜,亦是“亮剑”精神的最好诠释。 在极力张扬人性美的同时,葛水平没有忘却人性的复杂性。她让自己的心灵不断感应着各阶层真实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以善意真诚来描写她(他)们的真实面貌,既写人性的善良、淳朴,也揭示了人性中落后、丑陋的一面。小说中那些世俗化的形象虽不全是小说中的主角,却又是日常生活中很普及的群体。他们的大范围存在印证着轻视仁义、沦丧人性的可鄙,亦从反面说明了坚守人性美的可敬。 琴花是《喊山》中有较多陋习的另一种山村妇女。为了给两个儿子娶媳妇,她用尽心计贪占小便宜。她和韩冲相好,不为情,不为爱,只求从他身上多捞些实惠,不管是一条裤子,一盒胰子,还是一盆粉浆。哭一回讨吃,她不知羞耻,索要韩冲一头猪;为一百五十斤玉茭,拿了现钱不说,还隔三岔五取粉面,无理也霸道,坐在粉房前撒泼使性;偷捡别人家的一篮谷穗也让她沾沾自喜;韩冲借钱,她叫苦叫穷,非但不借,还动手打人,完全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贫穷和落后使她错误地把贪财贪利当成了生命的追求目标,看不到自己生存的误区,陷入自以为是的生命之茧,而忽略了人性中更有价值的东西。更可悲的是她主观上无法理解这种封闭,更不可能走出这种误区,去过一种新的为人尊重的生活。腊宏则是《喊山》中令人唾弃的施暴者,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他的生存带给他人和社会的是痛苦和不安,他的暴死多少有因果报应的意味,是一个心理肮脏扭曲的角色。《地气》中的校长常小明师德败坏,肆意以权欺人,目无公理正义,堪称教育界的蛀虫。《夏天的故事》中的胡工宣和教革委的闫主任是文革时期借权整人的典型,是非不分,自私自利,可谓文革社会的缩影和对国民痼疾的审视与批判。《黑口》关注的是非法小煤窑。这一行业的危险性使得矿工时刻面对死亡,而矿主的贪婪和残酷则更增加了这种危险性。一个“钱”字,把生的艰难和死的血腥连接在一起,也把人性的美好和丑恶连接在一起。《比风来得早》中的吴玉亭是个为权利所异化的可怜人物,陷入追逐权利的泥淖而迷失了才情、亲情、爱情和自我,人前假作风光,酒后痛苦失重,自视清高却人格卑微,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最终一事无成。吴玉亭灵魂的游离和精神的颓变,透视出权力腐蚀下的肮脏和不堪,是私欲膨胀后心灵沙化的生动记录。对目前的社会而言,无疑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当然葛水平没有简单脸谱化地处理这类角色,而重在多方面展现人性的复杂。《喊山》中的琴花不记仇,腊宏也有爱孩子的举动。 《地气》中的两个女人翠花和李苗虽爱串闲话、过分争强,却也大胆泼辣、心直口快,让人可气可笑。这些人物都更贴近生活的真实,使小说富有浓郁的人情味。《狗狗狗》中的拴柱是个活得可怜而极少骨气的懦夫,但对自己的媳妇秋却有发自心底的关爱,身心的无能和软弱使他得不到秋的衷情,只能在瑟缩无奈中苟且挣扎。《甩鞭》中的铁孩同样是一个在生活最底层灵魂备受煎熬的苦命人,在爱的需求的不到满足时,原本质朴的天性中便生出几分邪念和做人的不地道,罪恶的阴谋使他由人性的被尊重者沦为被鄙弃者。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对人性私密的揭示使小说的对人性的探讨显得更为深入。《浮生》中的唐大熊是个生命极富戏剧色彩的形象。曾在年轻时靠造炸药成了劳模,出了名,成了女人崇拜的对象;又在年老时为脱贫炒炸药而丧身。值得思考的是:唐大熊等人的铤而走险和执迷不悟,因何而挥之不去?除了社会和人为的因素,人性的渐变是一个更为深刻的诱因。 葛水平的乡土小说创作时空跨度大,从抗战到土改到文革到改革开放,依其所见所闻,致力寻找着自己想表现的人物和故事。这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不管历史如何变幻,岁月如何波折,人性中闪光的东西永远是相同的、永恒的,进而言之,这亦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血脉中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因子,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行、提升人类文明的核心动力。关注人性,对人性美的艺术追求是葛水平乡土小说的主旋律。尤难能可贵的事,这种追求更多建立在对传统人性美的探寻和张扬中,因而更显得厚重、大气,有了深刻的民族自省和批判意识,在对民风世情的抒写中,发现和张扬民族的心灵与性灵。 以表现人性美为主题,葛水平的乡土小说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她的小说有多个作家的影子,但又是独一个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有两套话语系统尤具特色。其一是地道质朴的乡土语。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如赵树理小说一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人物事件被一层生活原色所笼罩,厚道本色而不失调侃幽默,以一种轻松的姿态进行创作。擅长描摹带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乡土民情、奇风异俗,以及由此构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集中而生动体现了山西乡土文学很明显的地域特征,民族特色浓郁。富有原始的、野性的意象和传奇色彩的故事,构成了她小说的原始自然、粗犷大气。小说的题目,像《喊山》、《甩鞭》本身就是一种民俗文化的象征,《地气》、《空地》则有多层寓意,笔意遥深,它们在作品中的反复出现,不但强化了小说的地域色彩,更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底蕴,有汪曾祺小说的神韵。其二是细腻诗意的抒情语态。她的小说是在事件的铺叙和情感的体验两个面上展开的,有时内在的情感体验远超出事件的叙述,情感借助于事件的推动一波三折,逐渐引向高潮。叙事者努力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体验外部事件如何激起人物的情感波澜,又以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来推动事件的进展,使其小说创增添了浓郁而细腻的抒情意味,流露出女性的诗意美,和茹志鹃颇多相似。《喊山》中红霞和腊宏、韩冲之间的故事只起到引发情感的作用,小说重在刻画红霞和韩冲的心理转化过程,张显人性美的主题。红霞来到坟地和夜间喊山时内心风暴的发泄,透彻淋漓,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在红霞敲着脸盆喊山时,你会深切感受到那种对人性的压抑和生命的煎熬是何等撕心裂肺的痛苦。这种长于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开掘,又颇像张洁的抒情风格。《地气》故事简淡,但葛水平却写出了一种平淡中的忧伤,一种充满诗意的忧伤,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触摸与表达,可称之为一首忧伤的人性之诗,使人想到孙犁。《狗狗狗》中秋和三个男人的命运纠缠同样重在倾诉秋的心灵悸动,尤其是秋等待虎庆成人时的那种渴望、激动、憧憬,只有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才会有逼真而深切的体会。此外,小说人物的神态、动作描写活灵活现,韵味十足。场景描写不但质朴粗犷,亦充满诗情画意,引人入胜。不起眼的荒山僻谷、原野村落,“甩鞭”报春时划破长空的空谷回音,“喊山”传情达意、恫吓野兽、释放情感的地域风情,王引兰神往的那片油菜地,拐子在“空地”上主持“迎喜神”的喜庆氛围,王福顺带女人们上山遥望城市灯光的甜蜜遐想,均在作者信手拈来的点染下,焕发出美的生机,倾吐着浓浓的诗情,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博大的爱心。 葛水平长期从事戏剧编剧和戏剧理论研究,这使她的小说融入不少戏剧化的因素。一些戏剧场景的确成了小说中印象深刻的亮点,生活气息浓郁,耐人咀嚼。但也有的小说戏剧化、故事化的倾向过于暴露,更像在讲述一段传奇,受众对情节的关注已超越了对人物性格的揣摩。《天殇》中对上官芳传奇经历的铺叙渲染就淡化了人物本身,充满其中的侠义精神和复仇理念也使这部小说失去了应有的特质,而从俗于普通的侠义小说。还有的作品因在叙事中宣扬了“玩火自焚”的因果报应,如《浮生》中唐大熊“炒炸药”的最终丧命,使阅读从一开始就步入已知的故事圈,多少弱化了生活的复杂性和阅读兴致。《比风来得早》中吴玉亭酒后,对父大段冗长的倾诉和追忆,多少带有寻根溯源的意味。和同类题材的作品比较,除了语言上的优势,并没更新的突破,还失去了葛水平小说中特有的温馨和美感。另外,葛水平的小说在人物历经沉痛后,多有一个酷似“瑜儿坟上花环”的充满希望的结尾,淡淡的失意中饱含温馨自足,叙述有分寸,这自然体现了创作者独特的审美追求,却同样淡化了生活中的矛盾,把生活诗化了。在葛水平的中篇创作达到一定高度并日趋纯熟的态势下,笔者翘首企盼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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