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座寺塔和一个王朝的印记

　　　　　　　一座寺塔和一个王朝的印记

　　　　　　　　　　　　汤如浩 　　朔风张狂，寒气弥漫，石岗墩戈壁粗粝的砂石，还有朔方的雪粒，借助风势，借助地势，越过蜷缩抖动的骆驼蓬和乱发纷飞的枯黄芨芨草，飞掠灰暗阴沉的天空，向寒冬中伫立的古塔无忌袭来，塔尖须弥顶上的三十六串风铃，左右飞旋，叮当作响，穿越时空隧道的阻隔，唱响了千年的歌谣，音色高古苍凉，似乎捎带着异域的忧伤，宛如悠扬恬静的古曲回旋，有着亘古的气息和旋律，此地千年的沉寂随之荡然无存，和风的啸叫、枯枝的呜咽、红尘中熙熙攘攘的市音一道，一起吟唱，一起回味一个久远而又陌生的话题，俗世和来生，在季节如此往返的轮回里，宿命的东西又有多少蛛丝马迹在悄然呈现呢？ 　　这是一个叫做圆通的古塔，现在，它在圆通寺一群红瓦白墙的仿古建筑的簇拥中，与水泥土坯各种材质民用和公用的建筑一并站立，在河西走廊中部一处名叫六坝的千年小镇，一片繁衍生息着满口方言的人们的土地上，格外的醒目、高耸、挺拔，于繁华小集镇热闹的吵嚷和喧嚣之边，于车水马龙的熙攘与繁华之中，似一位世外的高大的巨人，眼眸深邃，神情淡定，身形瘦削，默然无语，向没有边际的远方翘首张望。灰暗低沉的云气和空旷辽远的大地上，突兀是一种惯常的姿态，而俯瞰的形象几百年如一，一成不变，内里似乎还有几百年前的些许影子存在，宽恕、隐忍、内敛，不事张扬，甚至有一丝的孤寂，一丝的落寞，一丝的张皇。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读是否牵强，但每当朝霞彤红抑或夕阳西下的时候，在一个很古旧的影子里的笼罩下，看高耸的塔影探身于低矮的房影之外，覆盖树影花影，斜斜地映在地面，我这样的感觉就份外的明晰，这一切源于现实，更源于古旧书里隐隐约约传达的一些不甚明了的信息。 　　关于这处寺塔的缘起，《甘州府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圆通寺，在六坝堡，宋徽宗敕建。明天启年整修，清顺治十七年、康熙三十六年两次重修。雍正七年修塔，乾隆四十三年又补休。塔原高七丈余，增高为八丈余，周围一十一丈余，配殿廊房俱照旧加增。”在猎猎的寒风中，我仰望高远的天空和这座憨态可掬的古塔，一种清晰的镜像就明白无误地射入眼眸。这是一座砖、石、上混筑的喇嘛教塔。据相关资料显示，全塔通高23.37米，由塔座、塔身、塔脖、相轮、华盖和塔刹组成。第一层塔座和第三四层须弥座四角之上各设小塔一座。须弥座上面为覆钵体塔身，其上为塔脖，塔脖之上有相轮１３重，又称十三天，相轮之上有圆形华盖，围绕着铁流苏并等距离悬垂铁制风铃３６个。根据以上史料的说法，我们可知，圆通塔始建于1717年，这样说来，这座塔，在风雨的侵蚀中，也已经伴随着千年古刹圆通寺默默的挺立数百年了。数百年的时光足以销蚀一切，包括山川、河流、大地，更包括生命的无数次轮回。其中关于历史和人文的许多猜想和感慨，我在此文中也就不多赘言了，因为那必将又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而关于此塔此寺，我又有着过多的疑惑和不解。 　　按照《甘州府志》的描述，与圆通塔相依相伴的圆通寺修建的时间是宋徽宗年间，这样算来，大致时间应该是公元1101一1125年之间，而此时，在河西正活跃着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主政权——西夏，而圆通寺的修建时间，正是西夏崇宗李乾顺继位期间。李乾顺在其父惠宗李秉常于公元1086年7月病死后，于同月继位。1099年正月，李乾顺亲政后，在政治上，他对外采取依附辽朝与对宋和解，对内消灭统兵的贵族势力以巩固皇权。在文教上，大力提倡汉族文化，以汉学为国学来增强民智。金国兴起之后，李乾顺又投石问路，依附于金，乘金全力攻宋之际，极力扩展地盘，使西夏的疆域扩大到最广袤的阶段，此时，西夏达到了最强盛的时期。这样说来，宋徽宗跨越国界敕建圆通寺一事，便显得格外有些蹊跷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六坝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宋徽宗赵佶的妃子生下皇子赵桓后，婴儿日夜啼哭不止，众多太医医治无效，万般无奈，请来高僧智缘，智缘看过婴儿的面相手相后，自言自语说：“太子您前世许过什么愿？还是发善心在哪里修寺院呢？”太子忽然停止了啼哭，从此安然无恙。宋徽宗大喜过望，于是请智缘云游四方，查访建寺地点。智缘沿丝绸之路从卞京出发，经长安，渡黄河，一路西行，入六坝，看见古城堡上空有一群红脖燕子盘桓不前，久久不去，大喜，回报徽宗，徽宗于是拨专银让智缘到六坝建寺庙，从此，一座古寺就开始了它的香火鼎盛的千年故事。智缘圆寂后，就葬在圆通塔内。这个传说，固然美好，但我心生疑惑：宋夏交恶，这在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再者，民间传说，往往有很多的虚妄和不实，西夏是一个崇尚佛教的王朝，按理，在自己的管理范围，西夏为什么要让宋朝的皇帝大张旗鼓的修建寺庙呢，更何况，宋徽宗崇尚道教查禁佛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远万里在偏僻的河西敕建藏式佛教寺院，这与理又怎么可以说得通呢？ 　　于是，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在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了347年、曾经辉煌、却在铁血征战中迅速消失的神秘王朝——西夏。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成吉思汗的铁蹄横扫欧亚大陆，号称天下无敌，可对付西夏却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205年至1227年，蒙古先后对西夏进行过6次征服战争，但是，每次征战都损兵折将，大败而回。后来，蒙古10万大军攻下位于如今额济纳旗的黑水城之后，屠城毁庙，几欲将黑水城夷为平地。之后连续攻下甘州（张掖）、凉州（武威）、肃州（酒泉）。1226年秋，成吉思汗又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灵州（宁夏灵武县）之役，西夏主力消耗殆尽，可惜，此役成吉思汗“出师未杰身先死”，在征伐途中抱病（一说中箭）而亡。成吉思汗在临终之前，他怀着对西夏的极大仇恨，下了三道灭绝西夏的诏令 ：“殄灭无遗，以灭之、以死之。”西夏末主献城投降，蒙古人大开杀戒，发疯屠城、杀戮、掘墓、焚书，党项人和西夏文明从此悲壮地消失了。并且，后来的元朝史家在修史叙事时更是有意跳过西夏这一章，使之成了惟一不入“二十四史”的王朝，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古国”。直到20世纪初，俄国军人、文物强盗科兹洛夫和英国文物大盗斯坦因在黑水城大肆盗掘，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从此，西夏的真相才逐渐露出冰山之一角，大白于天下，西夏的历史和文明才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 　　2003年10月，我曾经有幸随队参观了位于贺兰山脚下的西夏王陵，天高地阔，落华纷飞，在萧瑟的秋风中，一种紊乱的思绪随之油然而生，我只看到了一个王朝星星点点残留的印记，恍惚、清冷、神秘，那遍地的瓦砾残垣、断裂的石质祭物、突兀的黄土陵丘，还有很多很多残存的遗迹和文物，而这些，总会把人引向千年前的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劫难，复仇的蒙古大军的强悍威猛，大肆屠城的凶狠残暴，足以毁坏一切。嗒嗒的马蹄声、千军万马的呐喊声、撕心裂肺的呻吟声，那一个个体态剽悍的杀红了眼的蒙古勇士，弯刀翻飞，马嘶声声，刀光闪处，血肉模糊，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成为哀魂遍地的嗜血的屠宰场。兵燹地震，天灾人祸，一个在这个世界辉煌了三百多年的辉煌王朝，经历了封建王朝共有的奢华、阴谋、糜烂这些丑陋和进取、追求、向上这些美好之后，瞬间在尘寰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它的文字，它的文明，它的历史，有关它的所有的那些真善美和假恶丑的鲜活的镜像，在铁骑弯刀、烽火硝烟、鲜血火光的撞击中，完全变形、扭曲、破碎，破碎成一堆荒芜的废墟，遗留在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原上，孤独地守望一段悠远的堙没的历史，没有香火供奉，没有厚厚的历史书籍铺陈炫耀，没有深情的缅怀和理性的回望，而且，被人完全遗忘，遗忘了好多个世纪。 　　于是，我的视线就又回到了眼前这座名叫圆通的藏传佛教的千年寺塔，看高耸的塔身默然挺立的惯常姿态，看塔经历岁月的风霜雨雪留下的斑斑痕迹，我疑惑的目光就愈加迷惑。我手中翻看许久的这部厚厚的《甘州府志》，由时任甘州知府的钟赓起编撰完成于乾隆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20年，这本长达五十余万字的地方志，上自唐虞，下至康乾，条缕古今，探微剖秘，煌煌巨制，可谓佳构。可是，其中关于西夏在河西活动的记载，只有景佑二年（1031年）西夏在甘州设镇夷军一事和嘉定十四年（1205年）蒙古军队取西夏甘州的简单说法，其间近百年的历史几近空白，景佑二年之后有关西夏的记载，府志是这样说的：“以后甘州属西夏，事无可考”。鉴于此，我得出了一个在自己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结论：史书中关于圆通寺塔修建的时间和修建者的记录，应当是一个弥天大谎。由此，我产生一个大胆的推测：其掩藏真相的真正意图，就是要避免蒙古大军“殄灭无遗，以灭之、以死之”的残酷无情的毁灭摧残。所以，在元蒙大军以秋风扫落叶的强大声势席卷整个神州大地的时候，西夏制下的民间百姓将寺塔真实的面目加以涂改，得以保全了寺塔，也保护了一方的平安。多少年后，当钟赓起以史家的眼光考量时，关于西夏的片言只语，已经是一缕又一缕的清风，在浩瀚的苍穹间游走，不会落下哪怕是一粒尘埃，我相信，这位清代的知府肯定也迷惑过，在长达六七年的寻访、考察、撰写的过程中，这样的疑惑肯定很多，这样的困境以及灵光凸现肯定也很多，这样的思考以及由思考而产生的感慨也一定很多。 　　当然，我这里絮絮叨叨地写了这么多幼稚的文字，产生了这么多牵强的推测，可能就是一些怪诞不经的瞎说，顶多就是一个不成熟的沉思者的臆想，又能有多少文学和史学的价值呢？就像以前的好多次一样，我的稚嫩的文字所起的作用，只不过只是在自己的心头一再地激荡起层层不息的汹汹波涛，在一望无际的心海里翻卷、冲击、跌落，然后思绪又被拉得很远很远，而后总是思忖和不解：当巨大的仇恨燃烧成熊熊的烈火，不仅仅可以烧毁地面的一切痕迹，而且还会将所有的族群、文字、历史给销蚀得无影无踪，至多，只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一个个不大不小的谎言。而且，在若干个世纪里，还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没有人去解开，这是不是意味着，人世间有些狭隘龌龊的东西，它撒旦般的魔力，不仅可以在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一段文明、一段历史，甚至可以抹煞一切，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还会将它涂抹得更加了无痕迹？尤其是当一个民族以最为狰狞强悍的面目、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另一个民族面前的时候，这种混淆视听的悲剧还会愈演愈烈？我悚然震惊，当今世界风云的变幻不定，一个国家以民族伟大复兴的面目强势出现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引起过多过多猜忌乃至于仇恨的眼光，那些眼光中，也放射着狼一般凶狠贪婪的目光？ 　　一个王朝远去了，隐约留下了一些淡淡的印记，让后世的人们一再地用显微镜去观察、分析、研究，不提也罢。现在，我仰望寺塔，一种悲悯的情怀油然产生，佛祖大慈大悲，以普渡众生为己任，在极力引导人们向善，几千年了，那种到底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只有寺塔、佛像、经卷、僧衣、剃度、钟磬一类的物象，于滚滚红尘之中，微微地昭示着些什么，寒风萧瑟，塔影寥落，红燕的身影哪里去了？佛音潺潺，梵香浓郁，在圆通寺呢喃的诵经声和悠扬的钟磬声中，伏地叩首，虔诚备至，我们又到哪里去找寻极乐世界的精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