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水房里开始的播音

（一）
　　我最早的播音是从水房里开始的，那时候水房里没有听众，只有我一个。
　　水房在校园靠近操场的一栋单身楼上。那时学校被称为“干校”，“干校”还没有买到操场后的120亩农民的麦地，那时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应届毕业生，校园里混杂着五十多岁和十七八岁的学生。肩膀上的警衔，从白板的学员到挂满星星的“警督”。 　　学校里的岗陪楼，里面的设施大概和疗养院差不多。但仅有的学员楼里却挤满了男生高高底底的床位。为数不多的女生，被安排在操场边的单身楼上，站在单身楼的窗户旁，能看到麦田里正在成长的青青麦苗。 　　楼梯把单身楼分成左右两半。左边是教职工的宿舍，右半是女生们的宿舍。除了公用的水房，楼梯左右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边永远清静的没有响声，另一边一下课就炸开了锅，像热闹的鸭市。唯独星期六、星期天才安静下来。女生们去逛街购物、去认识陌生的城市,去资料室、情报室、图书馆看书，写家信。剩下的人很无聊，时常去水房洗衣服。这时,歌声从水房里响起，音乐节目开始了，在水房洗衣服时，我喜欢唱歌，我的歌声回荡在水房里,是给自己的播音. 　　我喜欢唱歌，常常在最累的时候，最寂寞的时候，歌声就不自觉的从嗓子里悄悄冒出来。象山里的隐身泉，林深语静的时候就开始流淌。偶然有一只小松鼠蹦跳过来，那泉水就羞涩的淌不出来。
我的歌声悄声响起，水房楼道里静静的。开始我只是轻轻的哼，哼着就唱起来，唱着嗓门就渐渐大起来，歌声的回音在墙壁上碰来撞去，蜂鸣的效果使我的声音圆润、悠扬。我欣赏自己的嗓子能发出如此美妙的音调，不自觉的声音开始高起来。从一首轻柔的“城南旧事”，到一首“虞美人”，再到一首高八度的“知音”。我利用水房有利的音箱结构，把声音驾驭的如火纯清。 　　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候，忽然一阵脚步声。水房在女生住的这边。脚步声是单身宿舍那边来的。我的声音马上从嗓子里愕然止住，那隐形泉立刻销声匿迹了。我红了脸,头低的很厉害，快要没进洗衣盆里。我不知道进来的是谁，也不知道走了的又是谁，只听到一盆水“哗啦”一声，接着水管子里的水淌进盆子里。一会儿脚步声就渐渐越来越远。这时我抬起头，继续磨磨蹭蹭的洗衣服。无趣的时候，我的声音又从洗衣盆里悄悄升起。慢慢的由小到大，直到再一次被一阵脚步声打断。这样断断续续的声音，常常填补打发星期六、星期天洗衣服的时间。没想到，这样的声音，却让我的播音生涯从这洗去污浊，打发寂寞的水房里开始了。 　　除了无聊的时候去水房洗衣服，其余的时间我总蹦蹦跳跳，快乐的像一只小鹿。天蓝色的条绒背带裤，配上一件白色的衬衫，小脑袋上高高竖一条晃来荡去的发辫，这是学生时代最清纯的打扮。
有一天，哼着歌从教室回宿舍楼。楼下，有一个人正扯着嗓子使劲喊，喊另一个人的名子。声音太大刺耳朵，喊叫的名字反倒听不清楚。我走上楼梯，又被那刺耳的声音振得回过身，径直向喊叫人跟前走去，我不敢细看他的模样，只盯着他手里提着的一架录音机看。怯生生的小声发问：“你找谁，我帮你叫去。”那人打量了我一下说：“同学，麻烦你把录音机给312的刘老师提上去。” 　　我伸手去接录音机，他却犹豫的停顿一下说：“让他在窗子上给我回个话。”我不好意思再看他，只记得他脸很黑，额头上有很深的皱纹。 　　当我敲门把录音机交给312室的刘老师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刘老师突然用很浓的河北腔问我：“你是水房里唱歌的那个学生？”
我的脸突然红到耳根，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妨碍别人的事，我抬头看刘老师，他个子很高，白色衬衫映衬着一张红润的脸，当地人特有的小眼睛在微笑着看我。我想自己中午在水房唱歌可能没影响别人的午休,连忙笑笑点点头。 　　过了些日子，学校成立广播站，刘老师到宿舍找我。他是我们系团委书记。他不光和我谈去广播站当播音员的事，还推荐我代表系里去竞争学院国庆节文艺汇演的主持人。这一切对于我，从矿区山沟里来的孩子是多么突然。 　　走进院团委的办公室,我的脚步迟疑的不敢向前迈。我对自己当主持人没有信心。 　　当看到满屋子都是女生楼那些高挑个子漂亮的女生时，我却放松了不再紧张。我觉的她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比我大方，比我声音好听，比我好看，我不再有竞争节目主持人的心思反倒轻松起来。可让我惊讶的是，那个迎上来和我打招呼的人,竟然是黑着脸，额头上有很多皱纹，是我曾今帮他传递过录音机的人,他是院团委书记。 　　女生们一个接一个站在办公桌前屋子的中间。有一束阳光正好从窗户里打进来，像舞台上的艺术射灯，照在女孩们微笑的脸膛。那光像是要把灰姑娘变成穿了水晶鞋参加舞会的公主。那舞台上有一位叫南飞燕的从东北来的政工系的女生，她比其他女生年龄稍大，她自我介绍时，声音从嗓子里滑出来，甜丝丝的。她水灵灵的大眼睛，彷佛长了手臂，揪住每个人的心。女生们都屏住呼吸听她自信的讲话，她的眼睛好像同时和十几个人交流，让每个人的心里都觉的温暖。南飞燕能用眼波收住别人心灵的那种成熟美，博得了大家的掌声。虽然每个女生都展示自己，参加了竞争，但这晚会的主持人已非南飞燕莫属。 　　我也在众目睽睽下说了几句介绍自己的话。那是我第一次专门有修饰的把声音传播给关注我的人。我羞涩、胆怯，心脏跳动的声音耳朵能听见。我少了一份自信，我的声音虽然洪亮，但颤巴巴的在发抖。 　　进了广播站，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已能够主持一个固定的栏目，而我曾今传递过的录音机，也天天摆在那里，两只大喇叭里流淌出来的音乐为我的声音伴奏。 　　每天，午餐和晚餐的时候，我都会端着饭盆在学校院子里等着听自己的声音，那些提前录制好的，回荡在校园上空的声音，我总能找到自己那个带了一些西北口音的播音。 　　也许是经常大声唱歌的缘故，我能把自己的声音沉到肚子里最深的地方,再发出去.后来知道这叫气沉丹田。因此，总能嗓门很大的把声音扩得很远。由于这个原因，大学里三年的学生运动会是我和另一个男播音员主持播音的。那时候，运动场上哪个系，哪个班级，哪个人取得好成绩，最早的捷报是从我们的声音里流淌，传遍整个校园。那些沸腾，激昂的声音混杂在人们兴奋的欢呼中。那样的运动会是我经历过的最繁忙的现场播音。我的那些各个系的西北老乡，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悄悄在我身旁守候。我手里的一篇稿子播完，停顿缓息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班级的稿子赛到我手里，自报家门说：“老乡，帮帮忙。” 　　这时,我身边的搭档,一个来自北京,带着浓重京腔的男播音员把头扭过去当作没听见,他扭头的瞬间给我一个让老乡走后门的机会.这个机会要等他的老乡来了再交还给他.可就是这个给我机会的搭档,他用好听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影响了我，我已经能够很流利准确的发出北京人好听的儿音。这让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天生的摹仿能力。但没有了摹仿滋生的环境，我便又会回到原来的我。 　　可是无论我如何摹仿，我终究是用自己的声音去播每一篇稿子。我的声音是吃了西北的小麦、土豆滋生出来的，是喝了西北大河里的水滋生出来的，每当我发“运”“军”这些关于“un”的音都很吃力，我永远也改变不了用“ong”代替“un”。我发音的不准确，使我喜欢给老乡播稿子，因为他们听不出我发音的毛病，在他们的耳朵里我的声音是美好、悦耳的。 （二）
　　大学快毕业的假期，同学们已很少回家。那时提倡勤工俭学，去社会的大环境锻炼。尽管带指标上学的我们并没有任何就业的压力。 　　我也没回家，去油田上大伯的家。去他家体验“流油”的生活。 　　我们这个姓氏家族的女孩很少，大姐和我是这一代惟一的两个女孩子。大姐更喜欢我这个妹妹。大姐漂亮、爱美。她总喜欢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长长的披肩发环绕着她迷人的微笑。我天天跟她去见世面。在东营，那个遍地都是磕头机，磕出石油发展经济的城市里，大姐有一家歌舞厅。 　　大姐喜欢带我去美容院护理皮肤，逛百货公司购物，品尝美味佳肴。夜幕挂满星星的夜晚，她便带我去自家的歌厅数钱。数钱的时候，大姐就不再漂亮，有时候她眼角笑出皱纹，有时候她额头拧出皱纹。从来没有一晚上见过那么多钱，我喜欢数钱的感觉，尽管那些钱与我无关。 　　有时去的早，没钱可数，我去前厅坐在舞池边上听歌。我旁边不远处坐了一群脸上涂抹的五颜六色的女人。夜幕降临的时候，她们会一摇一摆的走进歌厅，她们的脚底下仿佛生有弹簧，每走一步，身子都会晃来摆去。她们裙子的领口很低，裙摆很短，坐下时，两条修长的腿互相交叉搭在一起，一只腿的脚尖向上翘着，跟随了音乐有节奏的在空气里画着圈。 　　她们若无其事的仰着头，鲜红的唇向空中喷出烟圈，瞬时那烟雾像轻柔的纱裹在他们的身上，使她们不停晃动的身体在歌厅昏暗的灯光里更显得神秘。 　　她们盯着每一个从他们身边经过的男人。他们眼里有一种奇怪的光，仿佛有穿透力、感应力。从他们身边走过的男人总会侧着头，扭着脖子用眼光在他们身上揣摩。一会儿就有服务生上来招呼，于是她们中的一个摆动着柳条一样的细腰，晃动身体每个部位的关节，走去应酬刚才瞅过她的客人。 　　在歌厅里歌手的生意最红火，他们每晚都赶好几个场子。没人唱歌生意清淡的时候，我和大姐也点几首歌，唱了消遣。那里的音箱很好，比水房里的强了百倍，我喜欢拿话筒唱歌的感觉，大姐也夸我声音亮。 　　不久，歌厅经常来唱歌的歌手突然病了，大姐没及时与其他歌手提前约定，有几个晚上没有歌手，歌厅的生意显得冷清。于是大姐鼓励我去台上唱。 　　在学校广播里听过很多流行歌曲，但真正要把它们完整的唱出来，却不容易。刚开始我像个木头桩子，木纳的站在舞台中间，一边认真的听音箱里的节奏，一边盯着看背投画面上的字幕。过一两天好一些，我也能模仿歌手在台上自然随意的放开了唱。 　　我常选择那些在水房里唱过的熟悉的歌曲，它们让我找到一些唱歌的自信。每当我唱歌的时候，台下有很多人在跳舞，他们耳朵里听我的歌唱，脚下踩着鼓点，嘴里却窃窃私语。我不敢多看他们，总不时盯着看屏幕里的画面和字幕，尽管那些画面里也是扭动着身体跳舞的人。 　　有时我陶醉在能找到嗓音发出最悦耳声音的感觉里。我把这样的歌唱当作又一次的现场播音。虽然我是很不娴熟的歌手，但那样的环境，在那些客人眼里，我的歌声优劣他们并不在乎。他们享受的是氛围，享受的是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和规律。他们经常点歌，点他们喜欢的歌送给身边的人。 　　点歌对于我来说，就像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有些歌我听过却没完整的唱过。我被点唱的第一首歌是《丹顶鹤的故事》。我把握不住这首歌的音调，唱到最高处要用假声的时候，我的嗓子耗尽了全部的力量，我唱不上去了。 　　我想，我现场播出的音乐节目要砸锅了。突然，又想起广播里的一个音乐电台，每放一段音乐，都会说话和听众交流。于是，我省略了那个嗓子拔不上去的“啊……”，用平静的声音对大家说：“把这首歌送给点歌的朋友，祝你们开心。” 　　我的投机并没有影响我的歌唱，相反歌厅里稀稀拉拉响起了掌声。我继续轻松的投机，而那些点歌的客人，却要给我并不优美的歌声支付每首50元的报酬。 　　就这样，我尝试了用歌声锻炼自己的嗓音。我的歌越唱越好，以至于大姐想把我留在她身边。没几日新鲜感过去，我就腻烦了给歌厅播我的音乐节目，我热情的性格里好像还藏着什么，我的心里还想着有另一种生活的方式。 　　一个星期后，我去孤岛的大哥家看大海。临走，大姐给了我一笔不小数目的钱，这是每一次的点歌费。从没上过班的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的钱，这是我第一次把从水房里开始的播音和钱挂了钩。 （三） 　　毕业后等待分配。自从尝试了那次特殊的播音，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那时父母已经把家搬到了一个我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回新家，却找不到自家的门。我把记忆里真正的家永远留在了那个大河边的矿区。从此像没了家，虽然也随了父母的家，我却总像一朵漂浮的云。 　　等待分配的日子，我尝试去找另一份工作。爸妈说：“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的。有现成的还要瞎折腾。”后来的经历证明，我的确是在瞎折腾。 　　妈妈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她的班主任裘诗唐老师写戏剧，喜欢黄河石。毕业后我常常读师伯的书，跟了师伯去黄河边拾石头。我喜欢他家满屋子的书和石头，书里有生活，石头上也有。 　　我没有忘记尝试自己的播音。每天，师伯的爱人康俊阿姨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我就拿了师伯新发表的文章读给她听。我的声音在康姨哗啦啦洗菜的水流中停留过，在康姨切菜的刀板上停留过，在康姨滋滋拉拉作响的油锅边停留过。 　　康姨一边做饭一边耐心的听我读文章的声音。她盘起的发辫上有一绺头发，总不时从头上垂下，挡在眼睛上。这时，她轻轻皱一下眉，让我拿小卡子，把那一绺头发别过去。我的声音就在她那绺头发掉下来的时候停住了。 　　晚上康姨带我去电影院，康姨给电影写评论，她带我去尝试着听电影里音乐的声音和人物对白的声音。 　　康姨知道我喜欢播音的心愿，给联系了有线电视台的试镜。我心里又高兴、又紧张，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在广播站里的播音和电视台里的播音有什么不同。 　　我找了一篇师伯关于“祁连山”的散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每次读的时候，我的魂儿仿佛出了窍，我好像跟了声音里的文字，去了那个曾今我熟悉的地方。尽管每次读这篇文章的情绪，都会影响了我的声音，可我还是带了那篇文去试镜。 　　那是一间用玻璃隔了墙的大房间。外屋有很多亮了小灯炮的操作台，有几个人在电脑屏幕上操作着什么，有人进来他们也不抬头。屋子里间，正对玻璃的一整面墙上画了颜色鲜艳的图案。那墙上的画是景或物的大概轮廓，细看时，那些图案由好多小方块拼起来，突出一块，又陷进去一块，三维画一样让人感到迷惑。我正发呆，一个叫主编的人，黑红的脸膛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对我说：
“去试试吧。” 　　“播什么？”我试探的问 　　“随便。”他也无所谓的说。 　　他的一声随便，让我更加局促，但却也被传染了那种无所谓的情绪。本来我还想问如何播，听了随便，我就不再问了。 　　当我在屋子里惟一的桌椅旁时，突然眼前亮起一片强烈的光。那刺眼的光顿时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本来发红的脸蛋越被烤的火热。我的手心、脚心都在冒汗。我不知道镜头在哪里，也没有看镜头，用颤颤微微的声音匆匆念了那篇《祁连山的冬天》。我耳边的剪发遮住了我的脸，为我挡住那些强烈的光。这是我记忆里最糟糕的一次播音。 　　后来康姨安慰说：他们嫌你专业不对口。这彻底的打碎了我想用声音挣钱吃饭的梦想。 　　后来，我匆匆上了班。我想：我从水房里开始的播音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 （四） 　　或许，是那个正规的播音室，产生的粗糙的声音效果，摧夸了我长期以来培养的自信心。以后，我便没有兴趣再想去做一名播音员。可耳朵里却时常传来自己播音的声音。那是父母闲暇时，把学校里我播音的录音带放来听。 　　刚上班，二十一世纪末的这些年，人们的娱乐生活逐渐从家庭中，每天守着电视银屏的节目中走了出去，慢慢的走向多元化的娱乐活动中走去。开始，有很多单位利用自己有限的活动空间，组织自娱自乐的舞会、卡拉OK演唱会。 　　单位顶层六楼是一间很大的多功能厅。上班的时间，这里安排过很多会议。这里可以容纳全单位的职工开大会。休息日，主席台上的领导席撤了，开会的桌子椅子摆放到四周，留出宽敞的大厅。主席台上的幕布拉开，有了“职工文艺”几个字样悬挂在另一层幕布上。随着大厅中央球形五彩的霓虹灯的转动，随着音像里《好日子》欢快旋律的流淌，与办公楼只隔一条马路，家属院里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舒缓的步子开始往办公楼上移动。职工、家属，孩子、老人们，能跳舞和不能跳舞的，看到六楼窗户里五彩的灯光，听到从楼顶上淌下来的音乐，那样有声有色的诱惑，让人们不得不把步子从院子里移上楼去。 　　这之前，工会主席的脚步也移到了我家，她问我业余休息时间能不能在六楼的舞会上主持节目。我还没回答，妈妈先替我答应下来。 　　于是，每个星期六在院子里那些大脚、小脚还没移到多功能厅之前，我先在楼上开始练嗓子。歌声从敞开的窗户里飞到楼底下，楼底下的人们跟着伴随声音的鼓点涌向楼上来。 　　这样的歌舞晚会，我先唱歌，调动大家跳舞的情绪，等同事们脚底下跳的顺畅些，嗓子开始痒痒的时候，我便把想要唱歌的人名和歌名报给大家听，鼓动起大家的掌声、欢呼声和喝彩声。
平时虽在一个单位上班，但那么大的单位，那么多的部门，很多同事之间彼此并不熟悉。是那一支支的舞曲，让男人们和女人们牵起手。是那一阵阵歌声，让人们对自己的同事有了工作之外又多一些的认识和了解。 　　在这个特殊的舞厅，最高兴的是老人们，他们不很跳舞，他们的中子步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时兴，可他们的耳朵对鼓点依然很敏感，他们脸上带着欢快的笑容，坐成一圈当了最热心的看客。他们间或伸出手指点，议论谁跳的动作娴熟，谁的点子踩对了。 　　在这个多功能厅，最开心的要属孩子们，他们不会跳也不会看，他们也坐不住，他们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扭着身体，在跳舞的人缝里钻来钻去，满场子撒欢。直到被自家的大人拉下去狠狠收拾一通。过一会儿，他们被咚嚓嚓的乐曲又撩拨的满场子开始乱跑，尽管每次从场子上下来都会挨一通骂，但他们愿意在这样热闹的场合溜达一圈又一圈。 　　在这个特殊的舞厅里，最欢乐的却是那些在霓虹灯下迈动舞步的男人和旋转裙子的女人们，还有在台上自由展示自己歌喉的业余歌手们。他们利用了最好的空间、时间和场合，施展了自己最有魅力的一面。 　　在一个星期里，家属院的老人、孩子和办公楼、厂区的职工，最盼望的便是休息日的一场舞会。这是人们最喜欢的，最愉快的消遣娱乐活动。 　　偶然还不到休息日，多功能厅的音乐响起了、灯光亮起来。人们知道那一定是为上级单位检查工作而办起来的舞会。那时候招待经费少，单位领导过日子细，他们觉得自己六楼上多功能厅的舞会也很有特色。于是吃过饭，便把多功能厅的舞会办起来，招呼客人们娱乐。这时多功能厅的靠背椅和桌子摆成了一个圈，桌子上摆了很多水果、瓜子、饮料和香烟，工会的同志早早给跳舞、唱歌最好的同事打了招呼。我依旧做了串好一场歌舞节目的主持人。只是这种特殊的舞会，我的言语会正规一些。我报幕邀请客人们唱歌，让每个参加舞会的人，会唱的和不会唱的，都在这样的舞会上过足歌星的瘾。而被凳子、桌子圈起来在舞池里跳舞的人们，也尽情迈开步子，舞动裙子过足了跳舞的瘾。 　　有时舞会额外增加几个群众节目。有秦腔、有孩子们的新疆舞，有古筝、二胡表演。客人们不光自我娱乐，还欣赏着一场赏心悦目的节目表演。临了他们总会举起拇指夸我们单位的娱乐活动有特点。而我也过足了在台子上说话的瘾，水房里开始的播音在我的生活中继续了下来。 （五）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这样描写对一些草的喜爱，他说“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于是当沙滩长出青草来，他便躺在草地里睡。而我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当自己沉醉在事情的氛围里，即便几秒钟，也是享受。 　　最初，是躲在自家的厨房里，偷听那个喜欢的声音，虽然声音是隔着一条马路、翻过一些楼房传来，隐隐约约不很真切，但那个声音是自己做了喜欢的事，自己发出的声音。认真去听，仿佛是在欢快的喜悦里给自己熟悉的声音找岔。我相信只有找到岔，才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因此，那样一次一次悄悄的倾听，一次一次的给自己的声音挑毛病，心里便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曾今那一年的倾听，是我一生中无数个几秒钟的享受。那一年，刚上班，在少管所政治处学习一个月，临时打打杂。
我的家与单位办公楼隔一条马路，于是上班总能第一个到单位。可办公室的门没开。当我羞怯的早早站在楼道等开门时，总在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表现”吧。 　　每天都做着“表现”第一个来上班。有一次在楼道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他是我在大学认识的岗培的老领导。我热情的给他打招呼，他“嗯嗯”的看着我点头，仔细打量我，仿佛记起什么。现在想来，他或许记起了岗培的那半年，天天中午吃饭时吵过他的那些声音。那时我们广播站的几只大喇叭正对着岗培楼那些落地的大窗户。 　　没几天，我被分配到教育科，一起分来的几个大学生下了基层。我想，我的运气可能源于广播站的那几只大喇叭，也源于我在楼道的“表现”吧。 　　我所在的教育科除了每天的基本工作，与其他科室不同的是每天10点钟便有好听的音乐响起。这些音乐通过电波传递给车间里正在劳动岗位上的少年犯。他们大多在穿沙枣门帘或者织地毯。劳动可以磨下人的性子，劳动占有的时间可以避免很多要发生的危险，人们通过劳动可以对生活有更多的感悟和体会，更重要的是劳动此刻是改造的一种手段。可是无论任何劳动，干久了总会让人疲劳、让人烦躁。10点钟有音乐的半小时，是用来让少年犯休息身体和调整情绪的。 　　最初教育科有很多磁带，放在卡座里，通过喇叭，就会有很多好听的音乐传递出去。我到教育科时，正赶上少管所创办现代化文明监狱，于是不光要给少年犯听音乐，还要对他们进行感召和教化，这需要有一个人的声音，每天去灌输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生活常识，对少年犯做宣传是我上班最初接触的工作。 　　没多久单位便派我出差购买播音设备，在省城跑了很多器材店，还是没有找到那种便宜且功能与正规电台一样好的设备，于是我化大价钱买一台质量功能完备的双卡录音机。后来的一年里，我便每天对着这台录音机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再在早上10点和午饭、晚饭时播出去。 　　广播室我给它起名“育新广播站”。由于在学校播音的经历，播音时我制作了很多栏目，如狱内新闻、法律常识、生活百科、大墙内外、狱园杂谈。 　　当10点钟，我的声音从广播里响起，我便溜出办公室去监区转转。大墙以外的人们，对于被关在墙里的人和事物都会感觉新奇和神秘。其实墙里和墙外一样重复着生活的内容。只是监墙内的人们活动范围有了限制，自然人的身份也受到了限制。 　　走进监区大门，过了安检门，走在宽敞安静的人行道上，冬青一排排修剪得很整齐。我的声音此刻就回荡在大墙里这片空间。拂过冬青摇摆的针叶、穿过几道厚重的铁门，我声音最终的流向是车间里做着活的这些人们。当我向他们望去，观察他们时，发现他们脸上仿佛并没有多少表情，他们更关注于手底下的活计。而我想,那些声音或许已经从耳朵里流淌进他们的心里，我相信我播出的《一封家信》中的内容，一定让他们有对家人的想念，他们手底下不停的忙碌，可他们心里也一定在期盼着新生后的团聚。 　　当中午下班时，办公室的人们都走了，可播音室的卡座还在运转，声音从磁头滑过，从各种粗细的电线里游走，最后从对着监区和家属区的喇叭里播放。这时，我就在自家的厨房里做饭，轻轻打开窗户让声音进来的多一些，我从那些声音里辨认熟悉的自己和不熟悉的自己。这些辨认让我关注播音的内容，让我去挑剔播音的毛病。虽然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播音训练，但就是这些不正规让我敢去发挥自己的业余水平去听和播。在少管所播音的那一年让我爱上了我的职业，让我从我的职业里看到了奉献和索取虽然是对立的一面，但在这样一座高墙里,我们就是要把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生活的方法，交给那些在生活中不断索取的人们。从水房里开始的播音，让我的声音常常回荡在大墙里,在这些失去自由的人们心里停留。 (六)
　　我的播音开始于水房，那是对声音的一种特别的喜欢。当对某种事物喜欢到情不自禁自我流露时，这种喜欢便由外界对个体的干扰和影响，转变为个体自然的抒发。 　　第一次在直播间的印象很淡薄，甚至后来常常不愿想起在强烈聚焦灯光下留下的尴尬和难堪。那次在省有线电视台的试镜，对于我的播音，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为此，我不再向往有一天会再次走进直播间，甚至当我完全不再接触播音工作后的许多年，某次音乐电台的朋友让去做互动节目，我都考虑很久回绝了。我的语言表达速度跟不上思维的反应，这让很多话堵在嘴里，无法顺畅的表述，这让我不敢冒然的关于自己的职业去做一次直播间的播音。 　　可对于播音，我一直很关注，我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电台里的每一套节目，也很熟悉那些各种声音效果的主持人。晚间，休息的时候，常常听广播里的节目。感到有了人参与的声音，更能够体现现代和时代的特征。因此对于很多声音流行的趋势，在我听来，也能判断出它的价值和趋向。 　　一次在街上与朋友相遇，认识了一位小妹。由于住在同一方向的两个巷道，上班的路上经常能互相交错的见面，不久我们便熟识的开始聊生活、聊经历。有一次聊自己的博客、播客、聊学校里的播音经历，突然，电话那头的她沉默片刻，急忙问我，是否听过《听觉日记》。恰好这个栏目我经常听，特别是片花，每晚都从声音的特殊效果中感受无限放松的快乐。正当我愉快的诉说关于对《听觉日记》的感受时，小妹突然用一种很遥远又很熟悉的声音对我说，“姐姐我是‘一朵’”。听了这个似从直播间里传来的声音，我又兴奋又惊讶，没想到那个电台里每天的声音此刻正在对我做专门的播放，而我却没有听出来。一朵妹妹知道我对播音的情有独钟，立刻约我做嘉宾主持和她星期六一起做关于奥斯卡影片的音乐节目。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又是兴奋、又是害怕。我想到从前的失败，但又想到自己曾经长久以来的渴望，一种希望通过电波真正实现一次自己的播音，这样的梦想马上要变为现实时，我又伤感又激动。可我还是决绝了星期六的播音，我决定先尝试去听，去直播间听一次一朵做节目的情景，深刻的感受一次。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怯场的心理，只要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的声音在电波里表现的坦然、而顺畅。 　　很快，星期六到了，《听觉日记》每晚22：30分准时播出。一个深沉的冬夜，走在去直播间的路上，脚步很快，心跳也很快。电台楼层的玻璃门上一面写着“机房重地、闲人免进”，一面写着“播音时间、请勿打扰”我和一朵踮着脚走在木地板的走廊上，可我脚下还是发出和心跳一样的通通声。推开直播间厚重且包裹了海面的门，这里没有耀眼的灯光，唯有一架小台灯，放在操作平台上像守候等待了许久。这里和许多电台的直播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块玻璃墙把直播间和监听室分隔开来。两个不同的工作室公开的互相展示的一目了然，但却丝毫听不到互相的声响。 　　两三个可以伸缩的金属麦克，随意的伸向操作平台主持人的嘴边，它们像是这里等待的侍从，也仿佛伸着耳朵的听众，等候一个个不同的声音，从它这里传播关于生活中的苦与乐。 　　这些金属麦克从它成为麦克的那一天,便当了一个自始至终的铁杆听众，然而所有的声音还是离不开这个特殊的、有优越分辨能力和滤透能力的麦克，只有在这个特殊的麦克里,传播声音才能更完美、很动听。 　　一朵拉过来一个麦克开始工作，她似乎与平常的自己有些不同，她的声音在自然和不自然中转换，有时我听到的是天天跟我在一起的小妹，有时我觉得那又是另一个不熟识的别人。 　　第二个星期六，当我也真正的对着金属麦克诉说自己的声音时，才知道，在这里，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持人把生活中的自己和虚拟世界的自己自由的调整、变换，调整变换成最佳的状态,那样一种想象中最好的自己，在电波里传播着现实中的自己和虚拟中的自己。 　　这样的变换就是为了让声音更适合那个忠实的麦克，更适合听众的需求。第二个星期六和一朵主持了关于电影《音乐之声》主题曲的节目，我终于完成了一次让自己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出去的现实。当一朵让我介绍自己时，我突然语失，我想落泪，我想这是多么漫长的等待，漫长的十多年,我在水房里的播音梦终于成为了现实.而很多人，从做梦开始,到永远的未来,梦还只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当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中奔波，最终是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和喜欢，甚至理想生活变成真正的现实。 　　想到这里我不加思索，却又思索片刻，张开嘴对着这一晚上属于我的忠实的麦克，发出自己从水房里经过时间隧道一直穿透到直播间里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丹雨，很高兴能在直播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美好的夜晚……
自此,每个星期六去直播间播音是我和一朵最快乐的事情,我们带着零嘴,带着各式饮料,只差用香槟庆贺,当我们做完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们总会到另一间录音棚里把直拨的节目从头到尾听一遍,这样我们用一个旁观者的耳朵知道,什么地方我们的声音有裂痕,什么地方我的思想出现空白,什么样的音质是我俩的最佳组合.每晚从直播间出来都已是子夜,路上已经没有行人,只有我和一朵在星星、月亮下,在北方长空的深夜里用我们的笑声给夜带来无尽的回音. 　　从水房里开始的播音，终于从直播间在星期六的晚上通过电波向生活奔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如何在有生之年真正实现一次梦想里的生活，这是追求中的人们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