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的播音
2021-12-23叙事散文汪彤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这样描写对一些草的喜爱,他说“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于是当沙滩长出青草来,他便躺在草地里睡。而我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当自己沉醉在事情的氛围里,即便几秒钟,也是享受。最初,是躲在自家的厨房里,……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这样描写对一些草的喜爱,他说“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于是当沙滩长出青草来,他便躺在草地里睡。而我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当自己沉醉在事情的氛围里,即便几秒钟,也是享受。
最初,是躲在自家的厨房里,偷听那个喜欢的声音,虽然声音是隔着一条马路、翻过一些楼房传来,隐隐约约不很真切,但那个声音是自己做了喜欢的事,自己发出的声音。认真去听,仿佛是在欢快的喜悦里给自己熟悉的声音找岔。我相信只有找到岔,才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因此,那样一次一次悄悄的倾听,一次一次的给自己的声音挑毛病,心里便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曾今那一年的倾听,是我一生中无数个几秒钟的享受。那一年,正直大学毕业分配。刚上班,在少管所政治处学习一个月,临时打打杂。
我的家与单位办公楼隔一条马路,于是上班总能第一个到单位。可办公室的门没开。当我羞怯的早早站在楼道等开门时,我总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表现”吧。
每天都做着“表现”第一个上班,有一次在楼道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他是我在大学认识的岗培的老领导。我热情的给他打招呼,他“嗯嗯”的看着我点头,仔细打量我,仿佛记起什么。现在想来,他或许记起了岗培那半年,天天中午吃饭时吵过他的那些声音,那时我们广播站的几只大喇叭正对着岗培楼那些落地的大窗户。
没过几天,我便被分配到教育科,一起分来的几个大学生下了基层。我想我的好运,可能源于广播站的那几只大喇叭,也源于我在楼道的“表现”吧。
我所在的教育科除了每天的基本工作,与其他科室不同的是每天10点钟便有好听的音乐响起。这些音乐通过电波传递给车间里正在劳动岗位上的少年犯。他们大多在穿沙枣门帘或者织地毯。劳动可以磨下人的性子,劳动占有的时间可以避免很多要发生的危险,人们通过劳动可以对生活有更多的感悟和体会,更重要的是劳动此刻是改造罪犯的一种手段。可是无论任何劳动,干久了总会让人疲劳、让人烦躁。10点钟有音乐的半小时,是用来让少年犯休息身体和调整情绪的。
最初教育科有很多磁带,放在卡座里,通过喇叭,就会有很多好听的音乐传递出去。我到了教育科时,正赶上少管所创办现代化文明监狱,于是不光要给少年犯听音乐,还要对他们进行感召和教化,这需要有一个人的声音,每天去灌输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生活常识,对少年犯做宣传是我上班最初接触的工作。
上班没多久单位便派我出差购买播音设备,在省城跑了很多器材店,还是没有找到那种便宜且功能与正规电台一样好的设备,于是我化大价钱买一台质量功能完备的双卡录音机。后来的一年里,我便每天对着这台录音机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再在早上10点和午饭、晚饭时播出去。
广播室我给它起名“育新广播站”。由于在学校播音的经历,播音时我制作了很多栏目,如狱内新闻、法律常识、生活百科、大墙内外、狱园杂谈。 当10点钟,我的声音从广播里响起时,我便溜办公室去监区转转。大墙以外的人们,对于被关在墙里的人和事物都会感觉新奇和神秘。其实墙里和墙外一样重复着生活的内容。只是监墙内的人们活动范围有了限制,自然人的身份也受到了限制。
走进监区大门,过了安检门,走在宽敞安静的人行道上,冬青一排排修剪得很整齐。我的声音此刻就回荡在大墙里这片空间。拂过冬青摇摆的针叶、穿过几道厚重的铁门,我声音最终的流向是车间里做着活的这些人们。当我向他们望过去,观察他们时,发现他们脸上仿佛并没有多少表情,他们更关注于手底下的活计。而我想,那些声音或许已经从耳朵里流淌进他们的心里,我相信我播出的《一封家信》中的内容,一定让他们有对家人的想念,他们手底下不停的忙碌,可他们心里也一定在期盼着新生后的团聚。
当中午下班时,办公室的人们都走了,可播音室的卡座还在运转,声音从磁头滑过,从各种粗细的电线里游走,最后从对着监区和家属区的喇叭里播放。这时,我就在自家的厨房里做饭,轻轻打开窗户让声音进来的多一些,我从那些声音里辨认熟悉的自己和不熟悉的自己。这些辨认让我关注播音的内容,让我去挑剔播音的毛病。虽然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播音训练,但就是这些不正规让我敢去发挥自己的业余水平去听和播。在少管所播音的那一年让我爱上了我的职业,让我从我的职业里看到了奉献和索取虽然是对立的一面,但在这样一座高墙里,我们就是要把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生活的方法,交给那些在生活中不断索取的人们。
最初,是躲在自家的厨房里,偷听那个喜欢的声音,虽然声音是隔着一条马路、翻过一些楼房传来,隐隐约约不很真切,但那个声音是自己做了喜欢的事,自己发出的声音。认真去听,仿佛是在欢快的喜悦里给自己熟悉的声音找岔。我相信只有找到岔,才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因此,那样一次一次悄悄的倾听,一次一次的给自己的声音挑毛病,心里便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曾今那一年的倾听,是我一生中无数个几秒钟的享受。那一年,正直大学毕业分配。刚上班,在少管所政治处学习一个月,临时打打杂。
我的家与单位办公楼隔一条马路,于是上班总能第一个到单位。可办公室的门没开。当我羞怯的早早站在楼道等开门时,我总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表现”吧。
每天都做着“表现”第一个上班,有一次在楼道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他是我在大学认识的岗培的老领导。我热情的给他打招呼,他“嗯嗯”的看着我点头,仔细打量我,仿佛记起什么。现在想来,他或许记起了岗培那半年,天天中午吃饭时吵过他的那些声音,那时我们广播站的几只大喇叭正对着岗培楼那些落地的大窗户。
没过几天,我便被分配到教育科,一起分来的几个大学生下了基层。我想我的好运,可能源于广播站的那几只大喇叭,也源于我在楼道的“表现”吧。
我所在的教育科除了每天的基本工作,与其他科室不同的是每天10点钟便有好听的音乐响起。这些音乐通过电波传递给车间里正在劳动岗位上的少年犯。他们大多在穿沙枣门帘或者织地毯。劳动可以磨下人的性子,劳动占有的时间可以避免很多要发生的危险,人们通过劳动可以对生活有更多的感悟和体会,更重要的是劳动此刻是改造罪犯的一种手段。可是无论任何劳动,干久了总会让人疲劳、让人烦躁。10点钟有音乐的半小时,是用来让少年犯休息身体和调整情绪的。
最初教育科有很多磁带,放在卡座里,通过喇叭,就会有很多好听的音乐传递出去。我到了教育科时,正赶上少管所创办现代化文明监狱,于是不光要给少年犯听音乐,还要对他们进行感召和教化,这需要有一个人的声音,每天去灌输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生活常识,对少年犯做宣传是我上班最初接触的工作。
上班没多久单位便派我出差购买播音设备,在省城跑了很多器材店,还是没有找到那种便宜且功能与正规电台一样好的设备,于是我化大价钱买一台质量功能完备的双卡录音机。后来的一年里,我便每天对着这台录音机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再在早上10点和午饭、晚饭时播出去。
广播室我给它起名“育新广播站”。由于在学校播音的经历,播音时我制作了很多栏目,如狱内新闻、法律常识、生活百科、大墙内外、狱园杂谈。 当10点钟,我的声音从广播里响起时,我便溜办公室去监区转转。大墙以外的人们,对于被关在墙里的人和事物都会感觉新奇和神秘。其实墙里和墙外一样重复着生活的内容。只是监墙内的人们活动范围有了限制,自然人的身份也受到了限制。
走进监区大门,过了安检门,走在宽敞安静的人行道上,冬青一排排修剪得很整齐。我的声音此刻就回荡在大墙里这片空间。拂过冬青摇摆的针叶、穿过几道厚重的铁门,我声音最终的流向是车间里做着活的这些人们。当我向他们望过去,观察他们时,发现他们脸上仿佛并没有多少表情,他们更关注于手底下的活计。而我想,那些声音或许已经从耳朵里流淌进他们的心里,我相信我播出的《一封家信》中的内容,一定让他们有对家人的想念,他们手底下不停的忙碌,可他们心里也一定在期盼着新生后的团聚。
当中午下班时,办公室的人们都走了,可播音室的卡座还在运转,声音从磁头滑过,从各种粗细的电线里游走,最后从对着监区和家属区的喇叭里播放。这时,我就在自家的厨房里做饭,轻轻打开窗户让声音进来的多一些,我从那些声音里辨认熟悉的自己和不熟悉的自己。这些辨认让我关注播音的内容,让我去挑剔播音的毛病。虽然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播音训练,但就是这些不正规让我敢去发挥自己的业余水平去听和播。在少管所播音的那一年让我爱上了我的职业,让我从我的职业里看到了奉献和索取虽然是对立的一面,但在这样一座高墙里,我们就是要把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生活的方法,交给那些在生活中不断索取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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