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爱玲：在悲剧人生中，获启智慧

　　张爱玲的睿智在于她在平凡人的生活中发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写出了真实人生的矛盾与无奈。我们从沉重的人生故事中懂得做人的两难和矛盾，必须明白也必须接受人生的悲剧，在悲剧中思考人生，获启智慧。 　　人的感悟力是在经历中积累的，而聪明的人却能从别人身上得到经验。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道出了慈悲和善良是要靠我们对人和对生活的理解的。 “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这大相径庭的思想使爱玲处于难以挣脱的夹缝中，父亲的暴力、母亲的逃离、懦弱的弟弟、凶狠的继母，这些人和事都恶魔般地蚕食了张爱玲本应青春张扬的生命，阴郁的童年造就了爱玲沉静、冷漠、灰凉的人性，身上时常流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悲哀与落寞。然而抑制不住的才气还是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如果没有对人生的理解，张爱玲就写不出众多平凡人的悲剧小说。 　　张爱玲的童年，是一座“有阳光的地方让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的深宅大院。她三岁吟商女不知亡国恨，十岁读《红楼梦》。父母的不睦，对张爱玲而言，父爱与母爱虽在咫尺却遥不可及。童年的经历，成全了她的一身“俗骨”。在香港求学的青年张爱玲，从容旁观人们在战火硝烟中奔忙逃生，为金钱或其他相互倾轧，明争暗斗。她注视着这沉沦的时代。对于人她选择了宽容的远视，生活在她心中就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已将蚤子视为生活的真实成份。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飞扬的作品多，好的作品，还是在于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这一信念贯穿了张爱玲的作品和人生。她在作品中以其敏锐的目光不避世俗的心态，和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失落孤独感，营造了两个世界：体内的世界精致但孤独，身外的世界则浮滑与冷漠。前者化作了散文，后者融进了小说。尽管她的作品溢满辛酸的泪，却没有战争与血腥。她把目光投在乱世中最基层的“饮食男女”的主题上，写他们比革命战争更素朴恣意的爱，写他们并不过分的渴望幸福的生存之欲。她的作品不壮烈、不悲壮，而是苍凉，一种在现实残酷之下生活依旧继续的苍凉。一种启发性大于刺激性的苍凉。 （一）根性、气质是一个作家的本质，并决定着作家的作品。 　　张爱玲的服饰已成为她艺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创作的手段。那些触犯大众审美常规的服饰，已成为一种文化，一个象征，是她个性的生命之旗，一扇展示她创造力的窗口。一个在衣服上都不敢说自己心里话的人，很难想象他在作品里能说出什么。正是因了这种率性而为的个性和真诚，她才得以在自己的作品里尽情挥洒收放自如。她让出身小家碧玉的寡妇曹七巧穿上“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金锁记》）；让本性善良却又充满虚荣的女孩葛微龙穿上“长齐膝盖的翠蓝竹布衫学生制服”首次在梁家大院粉墨登场（《沉香屑第一炉香》）；而那个美丽且薄命的女孩子川嫦则“终年穿着蓝布长衫”（《花凋》）。我惊叹她对服饰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副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童言无忌》）这里的花布已经不单是一块花布，而是她任意驰骋的艺术天地。细节会突显小说的成功之处，她的作品里人物描述时形象服饰步履神情，详尽得如在眼前；在她的叙述中时间地点人物景色，无一遗漏的细节和盘托出。语言叙述能力的天赋，使她在驾驭自己的文字时胸有成竹，得心应手。 　　即使生活在30年代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大上海，她依然处乱世而不惊，居险境而平和，她平和通达，不趋炎附势，更不随波逐流，她永远生活在潮流的外面，冷眼旁观着乱世中的人生，以她特有的冷静与淡定打量着一切喧嚣和纷争，繁华与落寞。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生活，折射于笔下的人物苦乐酸甜离合悲欢。正如她所说；“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这是她的文艺观，也是她的人生观。她的作品中没有咄咄逼人，她的书能使人平静地读。在她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有不可言说的落寞。 　　这个在精神和世俗中俯仰自如的女人，最终被自己的才华刺伤在一张白纸上。她的心是寂寞的，她的梦幻与现实，虚妄与真实，交错杂糅成一种似晴欲雨的天色，人去楼空时分的怅然顿时而生，只剩下一堆意念的碎片。血管里流淌着滚烫的血，神情却安然恬静如水，如一条封闭在琥珀中的远古鱼，默默地品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凄美与“热闹深邃处的荒凉。”也委实活出了一种境界。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前的人早已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也完不了”，是的，这样的人和事是无论多少个三十年也不能掩映不能磨灭的。 （二） 在尘埃中开花，与俗世幸福绝缘

　　张爱玲是遗世独立重情仗义的，她漠视政治而注重才华与情趣，与胡兰成一段并不完美的婚姻，让她背负所有的责难；又因心灵的相通而选择了长自己三十岁的美国剧作家赖雅。她也是是非分明的，当她的文章被别有用心地用于某种政治目的时，她则挺身而出公然登报声明予以澄清。她只想做一个纯粹以文字为生的女人，随意而洒脱地生活，做一个安适自在的人。 　　有人说，张胡的相识是一篇俗套的言情小说的开头，千篇一律的男女把戏。只不过用了动听的言语来粉饰贫乏单调的生活，使一些平凡的事情仿佛沾上点点浪漫而已。活着就注定要同时接纳美丽与恶浊。渴望爱的临近，却恐惧于爱的迷惑力。清醒地认识着爱的本质，却又悲哀于爱的流失过程。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女人的潜意识里等待着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人，畏惧于自我被卷入的狂热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爱的份量，惴惴于爱的降临。飞蛾扑火的热情与抽身独处的冷寂，都活跃在张爱玲甚至每个敏感的女人心里。 　　胡兰成，这个让张爱玲倾慕而又违心的男子，确有才华学问，又有着锐利与机警。为此，理性的爱玲沦陷了，在给胡兰成回的第一封信中写：“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初读到这句话，我心中突然有种说不出的酸楚和忧伤的隐忍，无声地在夜色中流淌。在没有时间性的月色里，我仿佛看到一袭华美的旗袍，高高扬起头的女子，脸上浮现出淡漠的笑容，似乎藐视一切，又似乎对这世界有着难言的眷恋。就是这样俯视人生的女子，在千万人中遇到了风流成性的胡兰成。也变成“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中开出花来”。爱玲被一个叫爱情的法师施了咒语，聪慧的女子变得盲从，最高傲的女子放下矜持和尊严。“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首悲哀的诗在爱玲爱情诠释的里，得到了最真实的人生注解，爱本身并没有对与错。胡兰成曾这样说“张爱玲是民国时代的临水照花人”，也给过她热烈的爱情，点亮她的生命火花，最终给了致命的伤害，让她余生从此暗淡无光。离开胡兰成后，“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自己萎谢了。”所以，也不再有慈悲。爱玲在尘埃里，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萎谢了，也将自己惊世的才华萎谢了。 天下男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者有几何！对于自己喜欢兼爱的男子是断然不能容忍的被分享的。所以爱玲终究还是展现了她坚决而刚果一面，决绝了这段传奇式的爱情，“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 然而幸福的真正价值正是在于它的短暂易逝。离开胡兰成后，却依然在胡兰成急需帮助的时候，解囊相助。这种“慈悲”是不是一种爱的宽恕？但从爱玲《红玫瑰，白玫瑰》冷峻的文字中，我分明读到了她的淡定和自嘲。因为爱所以尊重对方的选择，放弃也是慈悲，是爱。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到分手，只有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第二任丈夫赖雅是个左派作家，两人婚姻一直维持到1967年赖雅逝世。一代才女终敌不过岁月沧桑，她曾经是月光下文字的精灵，她自己说她是与月亮共进退的人，“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 她从来不是征服读者，而是用她特有的艳丽、孤独和苍凉来打动读者，并且这种艳丽的苍凉即使经由历史的沧桑依旧毫发无损。 　　世上曾有张爱玲，故我也是幸运的，因为能读她的书，就足够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