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 [转贴]

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新散文” 近年来，散文一改以往的温和与平静，开始变得热闹，甚至众声喧哗了。散文的热闹可以追溯到贾平凹的“大散文”口号的提出和有关“文化散文”的争论，但近年来引人注目的标志性事件，却是“新散文”的崛起。 “新散文”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当云南的《大家》杂志设置了“新散文”栏目，一批新锐散文家如张锐锋、于坚、庞培、周晓枫、祝勇、钟鸣、王小妮等先后在此登场后，新散文的写作便一直暗流涌动。尔后，北京的《人民文学》、《十月》等主流文学期刊又相继开辟栏目倡导“新散文”；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了以祝勇、周晓枫、张锐锋、宁肯等为代表的“深呼吸散文丛书”，而由韩忠良、祝勇主编，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散文”丛书，更是连续不断地推出“新散文”“春、夏、秋、冬”卷。此外，祝勇还主编了《一个人的排行榜》、《新散文九人集》；南帆、周晓枫主编出版了《7个人的背叛》等新散文选本，为新散文的兴起推波助澜。不仅如此，“新散文”的一些口号、观念和作品还被一些媒体反复渲染，尤其是散文家祝勇，还写了《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等一系列文章，对“新散文”进行理论上的总结。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就目前而言，“新散文”已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受到了文坛和一些媒体的关注，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新散文运动”。 “新散文”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于新世纪本是值得欢呼的文学事件。因为20世纪以降，小说、诗歌由于形式上的不断革命而充满活力，更由于贴近社会民生而成为时代的主导文体。而在散文这里，由于受到传统观念与“古典趣味”的制约，它的“革命性”和“先锋姿态”远远逊色于小说与诗歌。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进行一场“散文革命”并非没有意义。 但当我读了较有代表性的“新散文”作家的作品和祝勇的新散文理论后，我的情绪渐渐由兴奋转向了困惑：新散文究竟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


2武断片面的“体制散文”归类 要判断“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首先必须对新锐散文家祝勇的新散文理论作一简要剖析。因为祝勇不但策划主编了一批“新散文”作品选集，而且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对“新散文”的兴起、特征和艺术指向进行了理论总结。可以说，祝勇既是“新散文”的发起者、倡导者，也是“新散文”最权威的发言人和阐发者。 在《一个人的排行榜》的序言“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中，祝勇不无夸张地写道：“重新阅读最近二十五年（甚至整个世纪后五十年）的散文作品的时候，我发现寻找前文所说的‘精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家更像武装到牙齿的入侵者，充满对地盘的欲望。绝大多数‘作品’沦为散文史的库存，值得反复吟读的数量极少”。祝勇之所以对近50年包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如此深恶痛绝，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这些散文的根子都连接着体制。也就是说，近50年来的散文作品都是一种“体制散文”。 祝勇以极其武断片面的思维方式，将“体制散文”作为划分散文优劣的分水岭：凡是体制内的散文必定是拙劣的；反之凡是体制外的散文自然都是优秀的。与此相联系，凡是欣赏喜欢“体制散文”的都是庸人；凡是厌恶“体制散文”的都是精英。而“精英”永远是文学的先锋；“庸人”则是严重阻碍着我们时代的文学进步的保守力量。这是多么可怕的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多么粗暴武断的话语霸权！ 首先，应该看到，体制是多元的，它的内涵也各不相同。体制既是指国家机关、单位等等的组织制度，也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等,因此体制并不是专制的代名词，也不是自由、民主与个性的天敌。其次，将文学的高低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显而易见是十分可笑荒谬的事情。因为体制的“内”与“外”并不能决定人性、道德水准的高低，同样不能保证文学的优劣。人的思想可以固守某一处，也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根本就不受体制的束缚。一个“体制外”（姑且用此说）的散文作者有可能满纸写的都是无关痛痒、无足轻重、甜腻撒娇的“小男人散文”、“小女人散文”，或者写出“流氓”刀客式的恶劣文字，也有可能像王小波、张承志那样写出富于诗性和批判精神的杰出之作；同样，一个身处“体制内”的散文家，既可以写出迎合政治和权力的作品，也可以像苏轼、张岱那样流连“江湖”，写出闲适性灵的妙文。 由此可见，散文的好坏，与作者是否在“体制内”或“体制外”是没有太多关系的。何况，“体制内”有时也有“体制外”思维；而“体制外”者也经常受到“体制内”思维的影响，两者并不绝缘，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式的存在。当然，在正常情况下，“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写作者在表达的方式上会有一些不同。比如同是文学批评，“学院派”的话语系统与自由撰稿者的话语系统就有极大的区别，但这也仅仅是表达方式的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或散文家，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创造永远是第一位的，至于他是“体制”中人还是“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其实并不重要。 对“体制散文”的界定以及对它的嘲弄蔑视，使我们看到一个双重的祝勇：作为散文家，祝勇沉静深思，文字优美，才情不凡；作为“新散文”的代言人，祝勇却因心浮气躁而失去应有的宽容与谦虚，这样虽然才华横溢、笔锋犀利，仍不免给人以目空一切、思维褊狭的印象，殊为不值。

3恶劣的“个性” “新散文”与传统散文相比，除了站在“体制外”写作即写作立场的不同外，还有一点就是“新散文”更加强调个性或私人性。它往往通过一个或几个生活细节的描写来释放某种情绪和对事物的感知，而根本不去考虑这种情绪的社会性。比如传统散文《岳阳楼记》，范仲淹在对岳阳楼景物的抒写中，融进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内涵。而换成一个“新散文”作家来写，他笔下的岳阳楼可能是残破不堪、满目疮痍，说不定还有一些男女间的绯闻或性方面的暗示。因为在“新散文”作家看来，不写这些似乎不足以显示出个性。 的确，散文比其他文类更加强调个性，这是毫无疑义的。建国后“17年”的散文之所以成就不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强化集体性压抑个性；而“五四”时期的散文为什么至今仍使我们感到骄傲，盖因那时“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往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郁达夫语）可见，个性之于散文，正如空气和水的关系。 问题是“新散文”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在我看来是一种恶劣的个性。比如被祝勇高度肯定的刘春的《简史》，就是集各种恶劣的个性于一体的“恶之花”。这篇作品写了“爸爸的婚史”、“公厕里的死婴”、“数学老师之死”、“严会之死”、“于红之死”、“家庭体罚的方式”、“学校体罚之方式”、“举止粗俗的未成年人”以及“水牛假装渴了”、“论女性的成长”，“初潮降临”、“子宫流动论”等等，作品写得较自由随便，也有一定的现场感，但这些生活的画面或细节，都是随心所欲地拼凑在一起———它们只是一些生活的经验而不是体验。因经验只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遭遇或事件，而体验则是由这些遭遇或事件引起的感悟和思考，它是经验的情感化、诗性化和意义的呈现与综合。而在刘春的《简史》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些。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生活的碎片，一些被作者“解构”掉了意义的一地鸡毛。然而正是这些杂碎，却获得了祝勇的激赏，认为“从每一个句子上都看到血的光泽，表面上的无主题，反而使它呈现出多义性”。特别对于描写“厕所”的那一段，祝勇更是大为赞叹。原因是这一段十分真切细致地描写了厕所里不结块的粪便、蛆虫、苍蝇和浸泡在屎中的死婴，等等。由于集中展示这些丑陋的东西，所以在作者和祝勇看来，这样的描写才是真的，美的，才具有“现场感”，才能“多角度地接近事物”。 但在一个有正常鉴别力的人眼中，这样的描述不仅使人恶心，而且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那些冠之以“生活流”的诗中，我们便看到了大量关于粪便、鼻涕、初潮、月经、卫生纸之类的展示，但这些展示，除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点空虚、无聊、丑恶的“个性”的印记外，并没有给当代的诗歌增添一点什么。令人纳闷的是，我一直认为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艺术判断力的祝勇，居然会对这些恶俗的个性描写赞誉有加，甚至还认为“没有灵魂的创痛和对人生的大悲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不是因对“洁净优雅”过度反感而导致心态和审美的失衡，或是为了反传统而故作惊人之语，按祝勇的理解力和艺术鉴赏力，他是不会看不到《简史》在内容和审美上的致命缺陷的。而需要指出的是，像《简史》这样的作品，在“新散文”中不是一篇两篇，而是比比皆是。 由刘春的《简史》和祝勇的评价，我想重申一下散文的个性问题。诚如上述，个性对于散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个性并不是一个远离大地、孤悬半空的楼阁，也不是琐碎的私家生活的展示和意象比喻的大剂量炫耀，更不是粗鄙丑恶的生活现象的罗列。在我看来，散文的个性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个性是对自我世界的体验，它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和感受，是个体的感情和人格的自由自在的释放；一方面，个性又联系着社会、时代、历史、大众甚至整个人类。个体既可以是天使也可能是小鸟，既可以是鸿鹄也可以是燕雀，可以是基督也可以是犹大。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优秀个性的人，同时他的个性与现实社会和人类的普遍命运必定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并对美丑与善恶有着独立的思考和价值判断，这样他的散文才有独特的品质，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是如此。 而令人担忧的是，“新散文”打着“挑战真实”，回到心灵，解构传统的旗帜，实则是在恶劣的个性化的泥潭里打滚。当然，在“新散文”的作家阵营中，张锐锋、周晓枫的创作是值得期待的。他们的写作有个体的体验，有生活细节的描绘，有建立于记忆之上的丰富想象，有创造性的对于传统寓言传说的解构，还有叙述、结构和语言方面的革命，但又不切断历史、社会与大众的联系，因此他们的散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审美冲击。不过应看到，除了张锐锋、周晓枫等少数几人外，新散文的写作在总体倾向上的确是越来越疏离时代、社会和历史，越来越拒绝大众的参与，更不用说以散文的方式去改造社会，去塑造当代人的精神和灵魂。总而言之，一切都是偶然的、随意的、浅表的，没有任何责任担当的。而这种疏离时代蔑视大众的恶劣个性化泛滥的结果，必将使散文变成纯然个人的自娱自乐的东西，最后像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诗歌那样被时代与广大读者遗忘。

4艺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 祝勇认为：“散文急切地需要一场革命。在革命中，所有的陈规陋习都应当打破，所有的陈词滥调都应当排除，所有的陈年老账都应当重新审视。”祝勇所急切盼望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从他的表述中我们看到，这种“革命”主要是指一种文体上的革命。从新散文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们的“文体革命”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形式方面，比如将别的文体的因素移用到散文中，语言有着无限意义的扩张，词与词的排列尽量呈几何级增长，比喻与意象不仅丰密且具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篇幅超长甚至可与某些长篇小说的文本抗衡。 这些文体上的探索，当然并非毫无意义；相反，对于任何敢于向保守和僵化挑战的努力，我们都应给予足够的敬意。不过在肯定新散文在文体上的探索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散文的文体探索并非散文价值的全部。文体探索仅仅是一个方面，所以，散文如果仅仅停留在文体的探索，仅仅具有一种先锋姿态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这种“文体革命”还带着游戏的态度的成分，就更不可取，更谈不上具备“宗教精神”和“宗教性质”。 在这方面，曾经十分迷恋文体探索的博尔赫斯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他认为文体不是作品表层的寄生物，不是仅仅起到装饰的效果，也不是对现有秩序的反抗。文体应是从作家的心灵、气质中派生出来，而且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作为一个真正的文体探索家，博尔赫斯的经验之谈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从大量“新散文”的写作中，我们看到的文体探索大多是停留于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是猎奇、哗众取宠的技术主义崇拜，是明显受到时尚裹挟的对于传统散文艺术的恣意解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散文的困境，并不在于散文过于陈旧保守、老气横秋，而在于文体上的标新立异掩盖了散文内容的空洞和精神上的苍白，在于缺乏心灵性、诗性以及与大文化背景保持一致的文体探索的滥用。 因此，在新的世纪，在散文试图突破传统的束缚而上升为一种“时代文体”的十字路口，我们应理直气壮提出这样的口号：文体不仅仅是文体。文体的探索要和追求作品的深度模式联系起来。文体探索不应是个人或小圈子的孤芳自赏，更不是逃离现实的借口。文体探索的目的，是将个性和自我的内心宫殿打开，让社会的氛围、时代的精神、大众的情感和人类的命运融进其间。当然，文体的探索也不是非要打倒传统。其实文体探索也可以与传统共存，可以从传统中吸取有用的思想和艺术资源。在文体探索和思想的融入方面，我认为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贾平凹的《秦腔》，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张锐锋的《古战场》、《群山》等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理想的范本。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绝不同于传统的散文，在内容上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和人类的命运，同时透出一种批判精神和历史感，可以称得上既具文体意义，又具深度和厚度的杰作。我坚定地相信，新世纪的散文要真正产生出震撼人心、引起大众共鸣的大气概的作品，就应按此路子走下去。至于“新散文”，充其量只能视为散文的一个品种，而不能作为新世纪散文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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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热闹却不可能走远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新散文是新世纪出现的一种具有先锋色彩的散文现象。它犹如一枚炸弹扔进了平静如镜的散文的湖面，其革命性和冲击波是不容置疑的。但由于它是散文家、期刊、出版社和媒体的合谋的结果，它从一开始就离开了散文的本体，带有策划和炒作的倾向，且为了吸引眼球而全盘否定散文传统。在艺术上它过于标新立异，并将恶劣的个性化推到极致，因此在我看来，“新散文”并不是什么散文的革命，而是散文的毒药。尽管它的所谓“片面的深刻”吸引了不少好奇者的目光，更获得了一些厌倦了传统散文的人的喝彩，但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精神苍白注定了它虽能热闹一时却不可能走得太远。这是宿命，也是文学对于蔑视传统和大众、无视精神和深度的“革命”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