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城市边缘》（续篇）

《在城市边缘》（续篇） 透透/文 　　从我上班的小院骑摩托车返回到中华路47号，要花将近半小时，在地理位置上，这里无疑是处在这座城区面积仅有100多平方公里城市的中心。但每天回到这个大院——一个我已经居住了十年的地方，我始终找不到“中心”的感觉。是的，一个以居住社会底层人群——环卫工人为主的地方，一个从事“朝阳产业”的环卫单位，自然不是这座城市的“中心”。谁说城市的“中心”不是留给“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呢？而“底层”、“朝阳”这样的定谓，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何尝不都意味着边缘化? 　　“边缘”——它是那么弱小，不为人们所关注，却又如此本真，如此贴近大地和生存，贴近身体和灵魂。而我，则一次又一次从边缘回到边缘，走进那道我已不知晓它建筑年代的陈旧的院门。 　　它在中华路东段街边的那个凹陷处，一如既往地敞开着。刻在左边焦黄水泥门柱上的“环卫” 图文标志，灰扑扑的，早已模糊不清了。大门右上角则钉着 “中华路47号” 那块四四方方的蓝底白字小牌子，连同单位的牌匾一起，被几根粗大的树干挡住，不仔细的人很难看到，就连在这城里开了好多年出租车的司机，也常常不知中华路47号在哪，环卫处在哪，打车来这里的人，讲的大都是对面那家豪华大酒店的名字，或者旁边的十三中。因为临近佳节，门楣已挂上了原来那四个半新旧的红灯笼，只是上面换贴了“庆祝中秋”四个大字。橙红的灯光迷漫在夜雨中，柔弱而小心翼翼地烘托着节日的气氛。裹着夜色进门的人，有提菜的，有扛扫把的，有骑三轮车的，也有像我这样从事“边缘科学”的，骑了摩托车下班回来，从门卫手里接过出入证，再把车推进楼前的车棚里锁好后，很快便钻进楼道里去了。 　　停车棚是由一排低矮狭窄的平房改造成的。那粗砺的墙壁，灰白的石粉总也掩盖不住火砖暗淡的红，以及红里浮现的黑，那上面吸附着许多人过去的生活印迹：清洁工人，大龄男女，刚分配的大学生，也包括我们一家。而那些纵横交错的缝隙里，又似乎仍弥留着一股阴郁之气，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十年前在这里上吊死去的孤寡老人。 　　记得我初调来时，在院里平房住了近两年。那时，一排平房是宿舍，对面另一排更低矮的是厨房，中间隔着一条不窄不宽的通道，人和垃圾车都走。那排厨房中，有一间很特别，小门常常半掩着，从那道缝望进去，看见里面架着一张小床，铺盖零乱，蚊帐也挂得很低，旁边是一张烂木桌，上面放着几件旧炊具，地上还有几个纸箱，也不知做什么用的。我经常看见她早上起来后，在门外用煤灶先煮一壶开水，再熬一锅粥，一个人从早吃到晚。她不太与人说话，有时甚至整天都不出声。不久，我才知道她是一个退休清扫工，七十岁了，丈夫早就去世，不知什么原因被养女冷待，有病都没人照顾。后来，就在那个没人注意的夜晚，她上吊了，在生存和亲情无望的边缘，她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她的身后，没有哭声，没有悲慽，只有无边的寂静和黑夜。从此，那间厨房长年紧锁，直到几年后，单位筹建6号住宅楼，拆除那排平房时，才同时将那排厨房的三面墙壁敲开，打通，并修补了瓦面，作了停车棚。 　　现在，只有7号楼对面那栋已列为危房的三层旧楼一直没有拆除。楼里那几个和儿子一般大的男孩子，都上初中了。放学后，他们不再满院子疯跑、捉迷藏或砸沙包，而是偶尔围着楼前的石桌，一起写写作业，然后，沙哑着那半粗不嫩的嗓音，怪腔怪调地聊班里的男生女生，或者自己喜欢的歌星影星。陈嫂——那个我在《屋子外面的火》中写过的女人，仍旧住在一楼那间黑屋里，继续着她收破烂、擦皮鞋的生计，只是她儿子前年已中学毕业，不知到哪儿打工去了，我一直都没见他回来看看母亲。有时看到她忙累了、歇了手中的活，过去与住在最西边的那个老太闲聊一会。天气好的话，陈嫂便撕了两张不知从哪收回来的废报纸当垫子，两人排坐在花圃的护边上。她们不时笑咯咯的，不时又唏唏嘘嘘。如果天下雨了，便退缩到各自门前的走廊里，坐在一张变形的小塑料凳上，远远地说着话。当陈嫂逗着院子里那些呀呀学语的小孩子玩时，你一看她那满脸喜欢的神情，就知道她心里也藏着某种期盼。 　　院内绿化没有什么精心的布局设计，但见房前楼后剩余空地，便种上花草树木，有太阳花，三角梅，黄鹊梅，大黄耶，扁桃，榕树，紫荆，等等。花圃也说不上什么艺术造型，种上去的花能开、草能绿就行，不过倒也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碰上哪个大太阳天，就会有人在两棵树之间，扯上一根粗绳子，晒床单、蚊帐和棉被，风一吹，如彩旗飘扬。即便到了秋天，这些树木仍旧绿得发蓝，花朵仍旧开得热闹。平时负责伺候它们的，是一位军嫂，姓李，从河南农村来邕随军，没有读过什么书，也不认识多少字，却是个很朴质的人。北方人身材高大，因而她干起活来很猛，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嘴巴又唧唧喳喳地爱说，但刚开始我一点也听不懂她那浓重的河南口音，后来才慢慢知道她说些什么，也不晓得是因为我习惯了她的河南腔，还是她学会了我们南方话，反正说多了，便渐渐了解她的一些背景。其实，她丈夫原来在部队是位首长，转业到地方后，也有不错的职位，生活条件挺好的，但她却愿意守着这份体力劳作，安心做一个边缘人、一名环卫绿化工，而且做得任劳任怨，开开心心，连院里那个叫小菊的疯姑娘，也老爱傻兮兮地跑去看她劳动。 　　院子里的生活是那么平淡低调，却又是这样喧闹火辣。我已记不清，一年当中，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在剧烈的吵架声中睡去，又有多少个早晨，是在尖锐的叫喊声中醒来。那烦燥、郁闷的气息，总是先笼罩某个家庭，接下来楼房里就开始有人砸锅摔盆、打架骂娘。男人咆哮，女人痛哭，狠狠地发泄之后，万籁俱寂，所有感情和恩爱都沦陷在黑暗的深渊中。可也用不着多久，院子便又会嘈哄哄起来，这个说，谁谁和好了，谁谁有外遇了，谁谁离婚了，那个又说，谁谁赌输了，谁谁长工资了，谁谁买大件了，如此种种，各所不同。最让我吃惊的，是住在我对面两栋楼里的两对夫妻的感情破裂。一边是“老菜头”把老婆打跑了，原因是他那五大三粗、身体健康的老婆，仍然满足不了他越来越亢奋的性欲，总是半夜三更满屋子追着老婆打，两公婆对骂出来的那些话，哪个听了都想笑，却又笑不出来，结果，他们的女儿刚上幼儿园，“老菜头”却搞了第三次离婚。另一边则是覃老二，把老婆冷落在家里，自己跑去外面拈花惹草，被老婆发觉后，吵得呜呼哀哉，一个站在屋外高声责骂老公丧失婚姻道德，没有良心，一个窝在房间里气急败坏地反戈，说老婆不懂关心体贴。那长大成人的女儿，一会给父亲帮腔，说母亲给父亲压力太大，一会又劝母亲别在外面骂了，丑事外扬不像话，结果父母亲又一齐朝她吼骂，让她少管大人事！最后，一家人乱成一团。 　　月缺又月圆。“老菜头”离了，覃老二却没离。人性也好，道德也罢，这也许不是谁错了，而是命运和逻辑作出了安排。如果感情决意走向边缘时，这一院子的人谁也帮不了，如果情缘未尽，就是大捧子打也分不开。 　　生活在继续。人们每天仍旧要想油盐柴米、敲锅碗瓢盆，关心物价和工资。碰到停电停水，仍旧是先埋怨咒骂，再喊电工找水车。尤其是片区停水的时候，常常一停就一整天，水车司机刘玉英来回拉两趟水，各家用水还是紧巴巴的，大家照常不是把衣服沤到第二天洗，就是把屎尿憋到办公楼去屙。僚草的晚饭后，便各自捂着一身的汗臭或者垃圾味，下楼去歇着凉等水洗澡。偶尔，还会有人小声说起刘玉英那年冬天被殴打的事。说是当时天还没亮，刘玉英早早开始了街道洒水作业，水车走到一处路段时，路灯太暗，树影下的人行道黑漆漆的，她并没注意到道边上有两个恶人，不小心把水溅到了人家身上，结果被他们不由分地一顿毒打。报警，住院，打官司，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看到她的身影，那辆水车也好久没给院子拉水。 　　然而，这院里的所有情形，除了生活在此处的“我们”，还有谁更清楚呢？站在对面那座二十多层的凯莱大酒店能看得见吗？我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上到那个楼层的高度。我只觉得，落寞总是与热闹同行，每当对面高楼那闪烁的霓红灯光映照进来，便折射出院子角落里那些深深的孤独。 　　雨夜迷离而寂廖，却让我从真切的外界看见了生活的另一半——那虚无的内心，它隐藏于每个人的胸间，孤独，幽深，迷惘，常常失去依靠。当我从“院子外边”回到“屋子里面”，也才发现，许多年过去，年轻的激情早已被时间瓦解，生活却依然匆匆走在一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路上。 约3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