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乡文书

　　　　还是上高中时，我就对乡文书刮目相看了。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一般人家还没有电视机，所以一下晚自习，我们就约上一帮同学到乡政府看电视。乡政府会议室本来就不大，加上乡干部和附近村民，就已经满满当当了。我们这帮中学生一挤进场子，就好比麦田里飞进了一群麻雀，叽里扎啦，特别惹人讨厌。好几次都因我们的加入而使场内秩序大乱而不得不停止放映。有天晚上，电视里正在热播一部名叫《蹉跎岁月》的连续剧。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伙调皮蛋，看到北墙根处有几个乡政府对面村里的俏女子也来看电视，立即发动了“摇桩战术”，企图乘乱接近那些女子。整个电视场里，除了前排乡长、书记们坐着七、八条板凳，其余人都是站着的。因此我们这边一摇，人们哗一下向墙根摇去，接着，人们又不由自主地向这边摇过来，这样摇来摇去，场子内的小伙姑娘当然高兴啦，你碰我我碰你，或嘿嘿坏笑，或惊声尖叫，场面很是欢快而浪漫。但乡干部和老人、孩子受不了，有骂的，有叫的，有哭的，局势呈失控状。就在这时，第二排人群里突然有个中等个但不失魁梧的人厉声喝道：“呔，后头的这些死娃子，不看了给我滚出去!再在这里捣乱，看我咋治你们!”说着拿一根粗且直的指头朝我们这边指过来，我们顿时勾下头来，纷纷往人后头钻，场子上立即安稳了许多。看完电视出来，听到乡领导表扬那人，说他敢于管事。我们才知道那人就是乡文书，专管乡政府文案和内务的，不由得有了几分敬畏。但对乡文书有了真正了解，那是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七年，参加了全省组织的乡镇干部招聘考试，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乡镇干部，被分配到一个乡镇工作。刚去报到，接待我们的，就是这个乡的文书老王。这人话语不多，非常威严，我们几个新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很是怕他。不仅如此，我们发现乡上的干部都怕他。时间长了，我们知道，乡上是书记、乡长最大，下来是副书记、副乡长，再下来就是文书秘书，以及老干事，我们这些小年轻，当然谁来的迟谁就排最后了。随着工作和生活中接触交流，我发现乡文书远远不止是我们想象中的干事头，而像是乡上的“三把手”。因为他手头的权力实在太大、太具体了。我们的工资得经他的手发给我们，我们每天灶上吃的饭是他亲手买来的粮、油、肉、菜做的，平时乡政府的各项工作都是经他的手或嘴传达到每个干部每个村社的……我心想，这乡文书，实在太牛了!如果将来能当乡文书该有多好。所以闲下来就用心练毛笔字，写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被领导看中。
　　　我的毛笔字还未练成，文章也只在刚创刊的《张掖报》上登些文艺稿子，且都是“火柴盒”。老王升到别的乡任领导去了，一位老大姐接替了他的工作。老大姐其实不老，三十来岁，干干瘦瘦，据说帐记得好。这一次，从她身上，我对乡文书的辛苦才看出个大概来。或因了她是女人的缘故，没了随领导喝酒吃肉的特殊待遇，只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又要管乡政府这几十号人的大家，又要顾她那三四口人的小这，往往是两头都管顾不上，真是苦不堪言。譬如扫院子，她不带头扫，大家都不出来扫。开会发通知，一些老干部硬是不给她带，害得她只好找领导安排。最难的是接待，县上领导到乡上来检查工作，喝酒喝到深夜是常事。她一个女人家陪不住先走了。结果没备下足够的烟酒，往往第二天就挨领导的批评。我看到她那难受的样子，开始体会到了权力和责任对等的道理。
　　时间不长，这位老大姐调走了，接替她的，竟是我。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因此，我倍加谦虚谨慎，小心奕奕地做好份内和领导安排的每一项工作。在我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我觉的当文书那些经历，是最最煅炼了我的岗位。当文书，首先感到的是忙。你再不能睡懒觉，因为天一亮就有人毃门办事。那时候身份证还没完全使用，人们出外、购车、过户、取款都得在乡政府开介绍信。再加上领结婚证的，办准生证的，等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更是忙得贼死骨头烂。当文书，当然也有快乐。那时候我刚二十岁，出身农村，老实巴交，见人就笑，没一点架式，且写的一笔好字，很快就博得了人们的称赞。人们说，这下乡上来了个好文书，年轻勤快，不骂人，办事利索，态度好。每天下来，桌子上扔满了人们敬给的香烟，最好的还有红塔山，最差的也有一二角钱的烟，我都全部装在纸盒里，分给那几位烟瘾大的老干事抽，老干事自然常夸我懂事。自然，平时和领导接触也多了，不仅认真完成着领导交办的公事，也认真完成着领导交办的私事。工作中，结识了不少县上领导，部门干部，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见识多了，人也就不再畏畏缩缩，任何时候都能够平和地对待人和事。当然，当文书的烦恼也多。一是常碰到一些不会办的事。文书位置非常重要，这些事办好了万事大吉，办不好挨领导批评不说，造成的后果很难收拾。这是很烦恼的。最烦的是财务上的事。那时乡上人员工资和乡政府办公经费以及吃喝拉撒全部归一个人管，发票之多，帐目之繁让人至今想起来都头皮发麻。那时候财务上的手续又很繁杂，办起事来很费功夫。比如每月发工资，都必须在月头一周内发下去，否则干部们会说你办事不利索。发工资时，先得造工资表，拿到人事局去审批，然后交银行去申请提取现金计划，然后才能提钱发工资。每年到年底财政局的人都要下来查帐，还和银行对帐，搞决算。差个几百几十块现金是小事，大不了肉烂了在锅里，拿工资垫上就完了。要是账对不上那就费事了，免不了请高手替你往平里找帐。再就是常碰到一些不能办的事。那时候的文书，最大的权力是发放结婚证书。一般时候，岁数合适，两厢情愿，小两口带证明和一包糖就能领证。但有时个别人差个三月两月的就不好办了。就为这领结婚证，请客送礼的比较多。据说老王当文书的时候，有天晚上去村里喝酒，回来看到门口立着一个穿白戴孝的瘦人，没鼻子没眼，以为是鬼。等喊了同事们打鬼，打了半天没反应，进门拿来灯一照，才看清是一个崭新的毛毡卷成筒立在门口，老王才记起早上有个领结婚证的说过晚上给他送毛毡来。还有人传说，老王家里挑炉灰的筐子都是领结婚证的人送的。遇到请客送礼的，我一概拒绝。实在推不掉的，请示乡长。乡长说不行，就坚决推掉。有时乡长态度也暧昧，就只好拖着。如果乡长有暗示，个别也得办掉。那时候一切都不规范，如果太原则，在农村里是没威信的。那时候的好乡干部标准是“能吃能喝，能说会做，吃了喝了，嘴上不说”。
　　当然，当文书除了场面上的风光，更多的是背后的辛苦。那时县上机关干部较清苦，县城也没有酒家，所以常有机关干部借下乡检查工作之际改善生活，吃鸡吃羊。当文书时，除了准备饭菜，免不了陪吃陪喝。当然，乡长书记下村入队，有了酒场子也常叫我去陪。说是陪，实际是叫上去吃喝。那时候的人特能吃肉，酒量也都好，再加平时难得喝一次酒，所以酒风很好，没有赖拳的，更少让人代酒的。那时候能参加一次喝酒，是一种荣耀。干事们都很眼热我。自然，文书平时的工作是辛苦的，更是枯燥的。遇到开会，你得起草会议通知，用腊纸在刻字钢板上刻了，再用油印机翻印成若干份，带给下村的干部和来乡办事的熟悉可靠的村社干部。然后是写标语，挂横幅，摆桌椅。那时候文书很少写材料，书记乡长讲话也短，不用文书写稿子。因为那时候乡村干部大多文化程度较低，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很少，大多只有初中和小学水平，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乡干部数量也不少。
　　渐渐的，在乡上当文书时间长了，认识的人也多了，工作也就轻松多了，除了上面来的领导和下面来的村社干部，更多的是老百姓，几乎村村社社都有你认识或认识你的人。下个队去，不愁没处吃饭。可以说，那时候在乡上，文书的威信是很高的。如果不出意外，被提拔也是迟早的事。和我一块招了干当了文书的，几乎都被提拔成了乡镇领导。至今，仍有不少人在乡镇领导岗位上。当然也有因为见钱眼开被开除了的和嘴巴不紧导致领导不和被打入冷宫的，这些属于例外了。
　　　至今我已离开文书岗位有20年了，但我对那段岁月非常怀念。现在的乡文书权力没有那时候大了，但位置仍然十分重要。尽管现在有了微机、手机、互联网，乡乡都有了小车，通讯、交通和办公条件非常便捷，但工作任务和压力依然很大。特别是现在乡镇干部比那时增加了三四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文书这个岗位上一路走好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由于在乡镇工作时间长，我认识大部分乡镇的文书。平时看着他们夹着包包进出大院的部门，来往于县城打印部、商场和乡镇之间的忙碌身影，不由得想到自己多年前的那段经历，心中别有一番滋味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