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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云逸斋日志(2010年,在武汉)

2020-09-17叙事散文李灿

1月21日星期四阴今天看一本小学教辅资料,有这样一个题目,问“案”的部首是什么,参考答案竟然是“宀”。我一看,觉得这个编辑犯了太低级的错误。“案”是形声字,“木”是形符,“安”是声符。“安”在这里既然作声符,就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怎么能分开
1月21日星期四阴今天看一本小学教辅资料,有这样一个题目,问“案”的部首是什么,参考答案竟然是“宀”。我一看,觉得这个编辑犯了太低级的错误。“案”是形声字,“木”是形符,“安”是声符。“安”在这里既然作声符,就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怎么能分开呢?我们学习汉字,不仅要知道一个字怎么写,还应该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写。我们要对一个字的造字原理有清楚的认识,这样才不会闹笑话。语文编辑必须具备扎实的语文基本功,本着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份职业。如果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资料的科学性,那我们挣的就是黑心钱。1月22日星期五阴去年的三月,我准备去黄梅拜访一位叫郑因的老诗人。而当时,我有两个顾虑。天气预报说那两天有雨,万一雨太大了怎么办?我们班准备最近去九江游玩,万一不下雨,他们去九江而我一个人去黄梅,岂不显得我不合群?那么,黄梅是去还是不去呢?思前想后,我决定去。因为郑因老前辈是写旧体诗的,如今能把旧体诗写好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一个我必须团结一个。如果是下雨,我去了不正好显示了我的诚意吗?结果,我的黄梅之行相当顺利。那两天没有下雨,天气预报也有报错的时候。而我们班的同学担心下雨,取消了去九江的计划。看来,我的两个顾虑完全是多余的。从这件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想做一件事情,想好后就要大胆地去做,不要因为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束缚手脚。我一个月前应聘语文编辑,得知被录用的消息后又喜又忧。我当时想,我打字速度这么慢,会不会被淘汰?后来才知道,我的担心是毫无意义的。教辅编辑一般不需要电脑,我还担心这个干什么?在一件事情没有做之前,把什么情况都考虑到是不明智的。想得太多而不敢行动,将会像哈姆莱特一样,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1月23日星期六阴昨天,我给一个同事看了我的《黄州旧梦》书稿。他看后对我说:“你能写出这么多的作品不容易,书稿一定要保存好,不要让人拿去盗版。”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担心过,毕竟人心叵测。但说真的,如果真有人去盗版我的作品,这倒未必完全是坏事。”我想,每一个搞创作的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窃取,不劳而获的行为当然是可耻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想,越是有价值的作品就越有被盗版的可能。显然,我的作品远远没有到达这一步。有的名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盗版,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盗版这个行为本身是可耻的,但从这个行为背后体现的是对作品的认同。看问题如果能换一种眼光,心态就大不一样。1月24日星期天雨以前,我们总是说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终于,肯尼亚人的儿子奥巴马成了美国总统,还有几位华人任了部长。美国的社会确实在进步,政坛不再是白人一统天下。但我们要看清楚的是,无论怎么变,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可能消失,它好战的本性不会变。奥巴马在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竟然说“战争有时候是必须的”,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奥巴马向阿富汗增兵,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对奥巴马,我们能存在幻想吗?再说说我们中国吧。当年,陈水扁把台湾搞得很不像话。这时候,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先后访问大陆,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希望。我们觉得,只要国民党重新执政,国家统一就指日可待。而如今,国民党又执政了,国家统一却遥遥无期。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必须用理性的眼光看问题。再有积极意义的事件也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不能把它的进步意义无限夸大。1月25日星期一晴我曾在《读写天地》2009年第7期上看到一则寓言,叫《母羊的眼泪》。讲的是一只狼将一只母羊和两只小羊赶到悬崖边。一只小羊对狼说:“你把我吃了,但你要放过我的母亲和弟弟。”这只小羊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而使母亲和弟弟逃脱。事后,母羊向别人讲述家族的不幸。鼹鼠说:“你怎么不跟狼搏斗呢?”兔子说:“你应该领着孩子们逃跑啊!”梅花鹿说:“你们应该跳下悬崖,杀身成仁可以流芳百世啊!”我们对鼹鼠、兔子、梅花鹿的话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话何等荒唐。羊怎么可能去和狼搏斗呢?夹在恶狼和悬崖中间,他们怎么逃跑?求生是生物的本能,你怎么能叫别人遇到危险就去死呢?这个故事和我们人类社会太相似了。有些人不正是不愿意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才信口开河的吗?对于别人的痛苦他们没有起码的同情,反而还用尖刻的话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如果我们都能够站到对方的立场上想想,那么母羊的悲剧就不会重演。1月26日星期二晴大学的时候,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借我的优盘去打印资料。他从打印室出来时,发现优盘的盖子不见了。他连忙回打印室却没找到,由于马上要上课,我估计他不太细心。我当时安慰他说:“不要紧,放学后我自己再找找。”放学后我径直跑到打印室,刚好发现了盖子。那个同学很吃惊,问我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我说:“我把优盘给你的时候是有盖子的,而你从打印室出来盖子就不见了,我想它肯定遗失在打印室。盖子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一般不会被人偷拿,所以不必担心有人打它的主意。你当时太慌张所以没找到,而我抱着一颗平常心,能找到很好,找不到也无所谓。”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个时候要的是沉着冷静。我在实习的时候,有一次帮指导老师登分。我把成绩表交给指导老师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这次考试谁没交卷?”我当时并没有统计没交卷子的学生名单。指导老师是教导主任,官僚主义作风很严重,如果说忘了统计,他肯定会发飙。我转念一想,没交卷的学生排在表的最后几栏,而且都没成绩。我指着最后几栏的空白处说:“这几个学生没交。”一场风波竟这样避免了。关键时刻冷静尤其重要,急躁只能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当下不正是需要冷静的时候吗?1月27日星期三雨我曾经看过金正昆先生讲礼仪,感触很深。金先生的演讲很有积极意义,但我认为如果把他的话当做金科玉律也是行不通的。金先生讲着装反映一个人的修养。他甚至说,工作、社交、生活等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我觉得这完全站不住脚。卡斯特罗大部分场合都留着大胡子,穿着军装。我们难道说卡斯特罗没有修养吗?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事业上,而不会为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而费心。而且,照金先生的理论,农民伯伯穿一套西装和一双布鞋是没有修养的表现。那么我想问,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人,他们对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了如指掌,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吗?金先生还说,钥匙和手机不要挂在腰上。这对于高层人士是可以做到的,但对于普通人行得通吗?钥匙和手机不随身携带,怎么开门,怎么接打电话呢?有的人每天要负责宿舍门、抽屉们、办公室门的开关,有好几把钥匙,而且随时要用,不随身携带可能吗?如果生搬硬套金先生的话,我们一般人将无法生活。金先生的理论带有明显的贵族倾向,对下层人民有一种歧视,这是要批判的。他始终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与人交往要的是宽容,是理解。如果对方有一点行为不合礼仪规范我们就不能容忍,那我们还怎么与人相处?而且礼仪本身并不都是合理的,它也有负面影响。礼仪有时候会使人变得虚伪、冷漠,我们怎么能不分良莠地接受?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应该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在不违反道德和法律的前提下,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有什么错呢?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他的自由,何必要用一套礼仪对别人的一举一动加以限制呢?1月28日星期四阴快过年了,公司的任务也多了起来。董事长杨老头子发了一句狠话:“谁不按时完成任务,就不让他回家过年!”有的同事私下说:“看来今年只有在公司过年了,反正公司包吃包住嘛!”不管这些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我总觉得不舒服。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我们有责任把这个节过好。我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工作,春节是唯一的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我们理所当然要去珍惜这宝贵的时光。公司追求利润无可非议,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阻止员工与家人团聚。亲情无价,它是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也许有人说,过年几天公司可以创造出不少财富,但如果这些财富要以牺牲员工的亲情为代价,那么再多的财富也是没有意义的。1月29日星期五雨前几天,公司请了河北的两位老师指导工作。一位老师在谈及中西教育的差异时讲,西方更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国更重视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的灌输。中国在创新教育这个方面的确做得不好,但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完美无缺。事实上,中国的双基教育的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并不牢。我们在基础教育方面投入很大,但效果并不理想。学了十几年的语文,很多学生不会写拼音,甚至不认识拼音。学了几年的英语,有的学生不认识音标,还满足于别人教一个单词他读一个单词。这怎么能说我们的基础教育做得好呢?很多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把考试当做了学习的目的。反正,考的学,不考的不学。还有些内容,考完后只要不再考了就忘得一干二净。而且,我们的基础教育完全是浮光掠影,不实在。例如,语文题目中问古典四大名著,谁都知道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可有多少人真正读过这四部书呢?物理题上,看到电路图,根据学过的公式、理论,我们都会计算、分析;可在现实中,我们不会安装灯泡、检修电路。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的教师大多缺乏相关的专业素质,这也对中国的基础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创伤。有的老师将“成吉思汗”的“汗”读成“hàn”,有的将“刘禅”的“禅”读成“chán”,有的将刘义庆的朝代“南朝宋”混同于“南宋”,有的英语老师将“the Big Ben”说成是“大阪”……这些不应该犯的错误,很多老师都犯了。有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甚至还要一直错下去。因此,我们的教育永远不能忽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传授,忽视了这一点教育就不可能成功。1月30日星期六雨拿破仑曾经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如果把这句话用在语文老师身上,我想说:“不想当作家、学者的语文老师不是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也就是说,语文老师不能做思想上的懒汉。语文老师要分析作家作品,要指导学生写作,自己不能没有创作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有个语文老师讲《藤野先生》,说:“鲁迅先生说自己因幻灯片事件而弃医从文,我看有问题。幻灯片事件发生在1905年,他的《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这13年鲁迅先生干什么去了?”我想,这位老师肯定没有搞过文学,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才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一个作家的成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怎么可能今天晚上有动机明天早晨就成名?文学有自身的规律,只有进行过创作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如果仅仅看参考书中的理论,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偏见去信口开河,是必然会闹笑话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语文老师都当诗人、小说家,但写写日记,写写教学体会有什么不好呢?语文老师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人不可能不犯错,但作为老师有责任和义务把知识性错误减到最小程度。要像学者做学问那样,字字落实,不能想当然。高考题考拼音、字词,很多老师自己都区分不了“荒无人烟” 的“wú”和“田地荒芜”的“wú”。前一个“wú”是“没有”的意思,后一个是“草多而杂”的意思。如果能深入到每个字去分析,就不会错了。语文老师要的就是这种深入探究的精神,要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一个语文老师起早贪黑,严格要求学生并不难,而要形成严谨的思想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1月31日星期天雨以前看过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写的评价三国人物的文章,总觉得毛病不少。有的人说诸葛亮并不明智,赤壁之战时他让关羽守华容道,结果放走了曹操;后来他让关羽镇守荆州,结果荆州失守。我不能否认,这些同学是动了脑筋的。然而,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艺术形象混同于历史形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得清楚的。中国历史悠久,我们年轻人对历史方面的书籍读得太少,很多时候连史实都没弄清楚就急于下结论。尤其是三国时期的人物,历史著作中有记载,小说、戏曲、传说中也有塑造。很多人物的历史形象和艺术形象截然不同,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细节直接当做史实运用。文学作品中,曹操是关羽放走的,也是诸葛亮选的关羽;让关羽镇守荆州也是诸葛亮的意思。然而,史书上的记载却不是这样。在刘备主政时期,诸葛亮并没有人事调动的权力,所谓的关羽放曹操一事也纯属子虚乌有。对于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何必要抓着不放呢?艺术讲的是艺术真实,而不是历史真实。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虚构,他的本意也并不是让人们相信这是真的。比方,《三国演义》中说关羽死后显圣,难道你会相信历史上的关羽死后也能显圣?写文章,真实的材料才有说服力。我们把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内容当做论据,它能有说服力吗?年轻人应该养成谦虚、谨慎的作风。我们要深入、广泛地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写出来的文章才不会有那么多低级错误。不要认为标新立异的言论就是创新,创新必须建立在对现有事物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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