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912年的嗜酒

　　1912年的嗜酒 　　（约2200字）　 　　薛林荣 　　1912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最后一位守灵人，鲁迅先生嗜酒不渝，简直成了中国文人寄情诗酒的代言人。 　　这一年，先生作为一名海归派公务员，开始在绍兴会馆以钞古碑、辑故书、读佛经隐藏自己的文化身份，看上去非官非民，亦文亦仕，只有当他兴致勃勃地小酌两杯时，那位消遁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达八年之久的鲁迅，才真切地被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发韧之始的婚床所发现。 　　读鲁迅1912年日记，我发现他的嘴里常常淡出个鸟来，动辄饮于酒馆，一如魏晋时的阮籍、刘伶之属，胸中块垒，须酒烧之。他的这一作派颇有东晋丞相王导之子王忱的风格：“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鲁迅的日记很简约、含蓄，而聚饮文字，却招之即来，每周均饮酒数次不等，兹略举几例如下： 　　“夜饮于广和居”（5月7日），这是北行北京后第一次饮酒，从此就如同他七、八年后写《狂人日记》一发而不可收一样，饮酒也一饮而不可收。“夜饮于致美斋”（5月8日），“晚同恂士、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6月1日），“晚饮于季市之室”（7月17日），“晚饮于广和居，颇醉”（8月1日），“上午往池田医院就诊，云已校可，且戒勿饮酒”（8月17日），医嘱仅隔一天，“旧历七夕，晚铭伯治酒招饮”（8月19日），“晚稻松来，大饮于季市之室”（8月28日），“下午稻松来，晚饮于季市之室”（9月6日），“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9月11日），“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9月27日）。这次饮酒后，10月、11月略有收敛，“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12月31日）。 　　以上是鲁迅1912年饮酒的标本材料。 　　以广和居为代表的北京街市酒肆中，鲁迅学习李太白，“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风花雪月，朝朝暮暮，世事若此，人或不醉，岂不辜负1912年风雨欲来之中华民国？但鲁迅很少醉过，他的吃酒，就如同他的砂碑和他的读佛经，都是一种隐逸和寄兴。1925年，鲁迅在文中写道：“我自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会减下去，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1926年9月18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信“不敢劝君戒酒，但祈自爱节饮”。 鲁迅在同年10月的一封回信中说，他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 　　这种喝酒的原动力与常人无异。钱理群说，鲁迅“生命中的魏晋情结、淅东情结，这都是他的生命之根”。用这一观点反照1912年鲁迅的嗜饮，则可轻易透析出一个被压抑的公务员骨子中深沉而可爱的文人情趣。 　　我喜欢将这种情趣无限放大。且忘掉他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的尴尬公务员身份吧，他“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5月10日《日记》）；且忽略“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集外集 哀范君三章》）的国家遭遇吧，他认为“中国又一天一天地沉入黑暗中”《坟 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且不计他“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的颓废吧，他在哀悼范爱农时有了一种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鲁迅的喝酒，本质上是单身汉式的，这与孟浩然有些相似——有位朋友要把孟浩然推荐给朝廷，约好动身的那一天，恰逢几位好友，聚饮甚欢。有人提醒他：你不是要去朝廷吗？孟浩然大怒：“业已饮，遑顾他！”终于没有做成官。这就是文人的性情。鲁迅放下一腔愤懑赴饮，亦有不尽情趣。 　　比如：8月22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列位，你说鲁迅不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知识分子又是什么？这种贾岛式的“月夜酒后骡游图”，怕是五四时期任何一位知识分子不曾有过的即兴之举。 　　又如：9月25日，阴历中秋，“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此情此景，遥寄太白床前明月之遗风，读之使人怦然欲泣。 　　再如：11月9日，“晚邀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买一鱼食之……夜作书两通，啖梨三枚，甚甘。”12月31日，“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倘结合9月5日“饭后偕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我们得惊呼鲁迅的文人情趣在1912年生活的缝隙中如水银泻地般撒播开去。这是真正的文人鲁迅。 　　我无从想象在广和居、劝业场、致美斋、便宜坊、南味斋持樽邀月的鲁迅是何等模样。但笔在我手中，我可以制造一个1912年鲁迅嗜酒的动漫场景： 　　时间： 1912年秋
　　地点：北京街头
　　人物：鲁迅、许寿裳、钱稻孙
　　场景：鲁迅偕诸人转弯抹角，来到宣武门外广和居酒家。门前挑出望竿，挂着酒旆，漾在空中飘荡。三人来到酒楼上拣个阁儿坐下。先生坐了主位，稻孙对席，季市下首坐了。酒保唱了个喏，认得是一字浓须鲁迅先生，便道：“官人，打多少酒？”先生说：“先打四角酒来。”酒保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又问道：“官人，吃甚下饭？”先生道：“问什么！但有，只顾卖来，一发算钱还你！这厮！只顾来聒噪！”酒保道：“也有好大馒头！”先生道：“也把三二十个来做点心。”酒保下去，随即烫酒上来；放下三只碗、三双箸；但有下酒肉食，只顾将来摆一桌子。三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连筛了四五巡酒，只觉腔中此起彼伏，先生不由大叫一声：啊呀，这番罢了！ 　　…… 　　这么惊心动魄的吃酒场面,在先生的日记中只会淡淡写道:“晚稻孙来,并招季市饮于广和居,颇醉。” 　　当然，在我的笔下，一不小心就将先生的酒宴放在宋元时期了，似乎那个年代更适合像土匪一样喝酒。对先生如此，对你我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