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唉，我偷了母校一次

　　眼下，大江南北正热议着或者热烈缅怀着“77级”，亦即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的种种情形。我虽不属于“77级”之列，但也曾为了“77级”或者疑似“77级”的荣耀努力过，奋斗过，也有一些成绩可以言说的。 　　不过，我这会儿更想表达的是一种忏悔之情。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我曾经伙同同学偷过一次学校的书。 　　那是1971年。我们云南省永胜县第二中学招收首届高中生。虽然正值文革时期，但由于本地“山高皇帝远”、又历来重视文化教育的小气候使然，这届高中生的招收条件是很严格的，不但要看学生初中阶段的学习成绩，还进行了认真的体检。最后，在5个公社的范围内按综合条件录取了两个班共100名学生。条件既严，待遇也就好，学生按照机关单位人员的标准供应口粮，我们男生每月的供应量为32斤。而且，还有助学金——根据家庭情况和学习成绩加以发放，我虽未列入贫困家庭之列，但由于学习成绩之故，曾经数次得过奖学金，每次2元，或者5元（伙食标准为每月8元）。 　　入学后，校方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早出操，晚自习，白天数堂课，都是要点名的。每门课的成绩，在该门课下一堂课之前，都是要在课堂上公布的。各种小考中考大考，更不在话下。虽然，由于时代使然，我们还被安排了下乡支援三秋，到工厂学工，耽搁学习时间不少，但只要在学校里，校方从来没对我们放松过（即使是在下乡进厂进行劳动和技能锻炼时，老师也给我们上大课，或者进行班级规模的辅导）。 　　学校对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那就更不用说。谨举二例：举办篮球、乒乓球、拔河、爬高、跳高跳远等项目的课程与比赛；组织黑板报、墙报、唱歌、演讲等项目的比赛（嘿，我就是在此类的比赛中脱颖而出的）。 　　校方的管理既然如此，我们学生追求知识的冲劲儿就可想而知了。虽然，我们同学中，年龄差距甚大，最大的已有23岁，并且已经结婚生子，最小的如我者只有十四五岁，但基本上没有灰心者，懈怠者。 　　至今记忆忧新，每当晚饭后，我们许多同学便手持一卷课本或者课外书（大多为马列毛著作），到秧田埂上蹲立，到包谷林中信步，又或者到攀枝花树下盘坐，聚精会神，默默用功。也有一部分同学不出校门，他们干什么呢？嗯，效法白天的情状，趴在书桌上解析数理化习题去了。 　　但，我们不满足——课外可读的东西太少了。 　　想过许多办法的。比如同学间互相传阅，比如向老师和亲友借阅，比如砍柴打工赚钱来买书——可书店里就是那几本书，买上多少遍也难找新内容。 　　我们渴望着，能够看到更多的书。 　　机会终于来了。 　　大约这年的年末时光，学校要将图书馆的书搬到另一个地方。文革以来，图书馆的书是不允许任何人包括教师碰一碰的，这次搬书，大约是因为房子漏雨了，或者是因为要腾出空间以容纳新进的教师，无奈搬迁。而这些书，既是校宝，又是禁物，动动它们须得可靠之人。这就找到了我们几位信得过的学生。 　　一早，我们就到图书馆报到。图书管理员向我们交代了有关规则以后，就让我们搬书。搬书的规则，不可谓不严谨：老书库有人装书，路途中有人监督护送，新书库有人接应，用当时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一句台词来说，那就是“滴水不漏”了。 　　偏就有漏水的地方。 　　当我们进到书库中时，一个个无不成了傻子，就连智商最高的那一位，也呆立书架之旁而寸步难挪。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好书！怎么就不可以弄上几本读一读！就像我们小时在田埂以外苦苦搜寻青草而不得之时，突然发现这边的棉田里生长着几蔸旺盛的稗子草，怎么也要去割上几镰刀！ 　　妄念有了，且寻办法。躬身望望窗外的地形，好啊！这下边可是一溜荒草坡！ 　　于是，我们在接纳装书的老师的纸箱的时候，就有意翻动一下，将自己以为有用的或者喜欢的书，悄悄抽出来摆在上边，在通过走廊时，故意磨蹭一下，左右前后望望没有“情况”，就将先前选好的书，迅雷不及掩耳地扯出来，朝窗外扔去——一本，一摞…… 　　哈哈哈……深夜里，当我们几个在学校表现甚好的同学聚集于学校后面的榕树下，擦亮火柴，摆出从草丛中“拾得”的“老书”时，差点笑得回不了气。喜过笑过，便清点“战利品”，计有十数本，书目为：《臧克家诗选》、《儒林外史》、《抒情诗的构思》、《唐诗三百首》等等。那种心情，正应了一句成语之意：如获至宝！ 　　（赘语一句：这些书，在我们高中毕业以后，许多人都忙着借看，借来借去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唉） 　　此后，我们秘密运作，互相探讨阅读这些书的感受与收获，互相交流学习与创造的经验，简直不把个别老师放在眼睛里（当然，在考试前夕，还是要听听老师的课，以便拿到高分数）。唯物主义一下，这些好书，在那个年代里，对于我们当然不是什么少不了的秘诀或者至宝（我们还可以找些别的书来启迪心智），但却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打开了我们的畅想之门，以至于使我们能够稍稍撇开当时的主流意识而部分独立地思考与判断教科书及其以外的哲理层面的是非美丑了。 　　以上所述，略显累赘，却在说明我辈并非虚混了那个特殊年代。 　　我至今没读大学，能够找得出的叫做文凭的物件大约还是那所中学在三十多年前颁发给我的呢（而且还是我年过古稀的老父亲在两年前从故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即使没能找到那张纸纸，我也不遗憾，以我幼时、少时的老师的名义，我可以说一声：我是在人品、学问与创造能力方面都“差强人意”而可以让我名校大学生儿子心悦诚服地在午夜里呼唤我并祝我生日快乐的一个山野知者。 　　不是没读过大学而成人就鄙视大学。不是不想读大学，全因机会尽失了。“77级”热闹着那会儿，我血气方刚，保卫着国家，保卫着“77级”呢。何况，我们部队不允许服役军人报考大学。 　　后面一点，又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当然不可能考大学。 　　再后来，由于部队需要，留一年再一年，韶光渐逝，年龄渐增，越来越没条件了。待到退伍回家，虽然怀了壮志，却已经不可能不成家立业了。 　　平心而论，以我一贯的求知欲望，上进追求，以及可能超过常人的耐得寂寞的心态，我要率性而为的话，未尝不可以忝列于“77级”之中，而且……。但上述的原因，使我失去了那份荣耀。不过，即便终老乡野，我也会散发出太阳系里遥远而微弱的星光。事实已经证明，以我辈的意志与追求，生命终究会有光芒。 　　而文章合朝开头，我就不可避免地要向我的母校，向我的恩师，向我的师弟师妹们深深鞠躬致歉了。 　　文章篇幅所限，我先致歉三点： 　　首先向学校领导致歉，学校对我们那么好，我们（特别是我）却做出了龌龊的事情，影响特别恶劣，给后面的学弟学妹作了不好的榜样。然后向图书管理员们致歉，你们对这些学子信任至极，我们却用了一些小花招，让你们受骗蒙羞。第三，向学弟学妹们致歉，我们偷走了这些书，使得你们在文革以后，在图书解禁以后，正是求知若渴的时候，看不到了一部分本可以首先看到的书（甚至是好书）。 　　末了，我还要向全社会道歉，我的这种行为，违犯了社会道德规范。尽管是利用机会之便偷了学校的几本书来丰富自己的知识与学养，毕竟免不了“盗贼”之嫌啊。 　　歉哉。 　　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