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屋记[原创]

　　　　　　　　　　　　
　　　　　　　　　　　　　　李晓春 　　在我的家乡，造屋是一个人的头等大事。我的母亲，造过三次屋，她一生都和造屋纠缠在一起。她的艰辛，汗水和心血，她的肉，她的骨头，统统凝聚进了屋里，成了屋里的栎梁，墙上的砖，顶上的瓦。

　　我的母亲和父亲结婚的时候，爷爷分给他们的只有一间正屋和一间柴房。在我十分模糊的记忆中，那两间屋子，无论是正房和柴房，都幽暗而潮湿。墙是泥墙，瓦是青瓦，屋里甚至没有象样的窗户，惟一一个能称得上窗的，就是在向北的墙上凿开的一个孔。一到冬天，为了挡住呼呼尖叫的朔风，那个孔就被一块木板遮住，于是，整个冬季屋里就成了一个漫长的黑夜。

　　我的母亲是个很有眼光的人。说她有眼光，是她考虑事情不囿于眼前的利益，有长远的打算。父亲和伯伯分家的时候，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执意要了靠西的那间破旧的正房和柴房。而把爷爷刚修缮好的东边那二间稍显宽敞的正房大度地让给了大伯。为此，大伯对母亲感激了一辈子。我想，母亲在当时听到大家说她贤慧、识大体时，心里一定很得意。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猜度到母亲当是心里真实的想法。

　　有人笑我的母亲傻，谁不想分到好一点的东西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财产，有的人不惜拳脚相向，兄弟反目成仇。 回到那间黑古隆冬的房里，向来宽容听话的父亲也小声责怪起了母亲。母亲在父亲的责怪声中终于忍不住，放声笑了起来。她把父亲的手牵着，放到了她柔软的肚子上。那时，母亲在生下姐姐后，又怀上了我。她的腹部已经有些突起了。她说，我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我要给我的每一个孩子都盖一间房子。她拿手戳了一下父亲的额头，你傻不傻呀。东边的两间房子虽好，但它与老金伯家毗邻，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了。而西边，虽然只有两间破房，但你看看，西边是一片旷野，等我们有钱了，可以盖三间、四间，更多的房子。

　　母亲心中的“宏伟蓝图”让在县城工作的父亲目瞪口呆。 　　　　　【第一次造屋：为弟弟整容延期】 　　尽管母亲的蓝图早已绘就，但到真正实施，已经是10年后的事了。那时，我9岁，上小学二年级了。而且在我之下又多了一个弟弟和妹妹。

　　母亲说如果没有弟弟，造屋可以提早好几年，但弟弟的出生，打乱了母亲的计划。 　　我的弟弟在常人眼里，是个不正常的人。他天生兔子唇，受他人歧视。包括我的爷爷，他在我弟弟刚出生时，看到这个最小的孙子的残疾后，视为怪物，拂手而去，至死不理。但在母亲的眼里，姐姐、我、弟弟、妹妹都是她身上掉下去的肉，都是她的宝贝疙瘩。弟弟的缺陷，更成了母亲心上的痛，也一直让母亲内疚，为此，她对弟弟更加爱惜，不肯让他受到半点的委屈。记得有一次，有人骂弟弟“派（破）出（嘴）所长”。当时，母亲正在地里割稻子，当她听完弟弟含混不清的哭诉后，操起镰刀满山遍野找那个辱骂我弟弟的人拚命，她当时的模样据说骇人极了，披头散发，象一只发疯的母兽。从此，村里再无人敢骂我弟弟的绰号。

　　此后，先把弟弟的缺陷治好，替代了造屋而成了我们家里的头等大事。那时，我们家里造房用的许多材料都已经备好。但为了给弟弟治病，母亲把那些材料变卖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整容技术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高明，也不象现在县市一级的医院都可以做这种手术，而是要到上海杭州这样的省城大都市去做。而且，还不能一次成功。至于母亲他们如何为弟弟操劳奔波，因年代久远，加上年幼，我的记忆已经相当的模糊了。只记得弟弟去过三次杭州，只记得母亲每一次从杭州回来，脸上都挂满了灿烂的笑意。 　　因为弟弟的缘故，我们在那两间潮湿黑暗的破房子里又住上了好多年。当时，我父亲在城里工作，在村里被人称为“工作同志”，有几十块钱一个月稳定的工资，相比较而言，日子应该算得上是好过的，但给弟弟治病，耗尽了我们家里所有的积蓄，我们家也变得贫穷潦倒，但随着弟弟整容的成功，那几年，我们一家人过得清贫拥挤却充满了快乐。 　　造一幢自己的房子，是母亲一直没有放弃的梦想。弟弟这块心病去掉后，造房子又成了母亲新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母亲十分节俭，父亲的工资全部被母亲存入了银行。家里还饲起了一头小牛犊。一家人从大到小，都为造房子动员起来了。母亲整日耕作在田地里，父亲一下班，回家换了衣服就到地里帮衬母亲干活，我们四姐妹，也没有空闲，放学回家，放牛的放牛，拔草的拔草，一家人日子过的充实而忙碌。经过几年的打拚，家里重新有了积蓄，于是，造房子也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破例没有去地里，而是在灶间忙碌，那一天，我在离家老远的地方，就闻到从家里飘出来的浓浓的肉香。那股香味一直钻在我的心里，萦绕徘徊，经久不散。 　　但那天，我并没有享受到那香喷喷的红烧肉。那碗肉是母亲用来招待老金伯的，老金伯是当时的大队书记，母亲用肉招待他目的是想从他的手里批二间屋基。当时，作陪的是父亲，他陪老金伯喝酒，他也不吃肉，那些肉是属于老金伯的。我们看着老金伯一块一块地往他没了两个大门牙的嘴里塞肉，末了，老金伯还连碗带走了吃剩下的肉。我在看着老金伯吃肉时从嘴里流出来的油水时，拚命地往肚子里咽口水，那时，我真惊诧自己的嘴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水，抑止不住嘟嘟地直往外冒。当时，我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老金伯一样的书记，有一碗红烧肉，可以任自己尽情的吃！ 　　屋基如愿批下来了，终于到了破土动工造房子的日子了。三个月后，二间有着明亮窗户的泥墙屋拔地而起了。尽管那几间泥墙屋用现在的目光看起来简陋不堪，但那里是我欢乐的港湾，我从这几间充满浓郁泥土香的屋里长大，在温馨的爱中成熟，积蓄起了力量。 　　　　　【第二次造屋：无奈之举】 　　再次造房子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了。当时，我们已经从乡村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城里。我和姐姐都已结了婚。当时，家里人最操心的事是弟弟的婚烟大事。 　　我的弟弟长的人高马大，孔武有力，而且有一个好职业，司机，收入很好。当时，驾驶员在我们的小县城里十分吃香，远不象现在满大街都是，一抓一大把。弟弟惟一让女孩子们望而却步的就是他天生的兔子唇，尽管，在他幼年时，母亲就带着他去省城大医院请最好的医生为他整容修补，但囿于当时的医疗技术设备，弟弟不能像一件原装的艺术品一样没有一点瑕疵。在他的上唇上，还是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疤痕。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有些与众不同另类。尤其是说话时，口腔上的创伤，给他的发音产生了一些障碍。他说话时，翁声翁气模糊不清。 　　那几年，我们全家动员，为弟弟找媳妇。对象中有护士，教师，营业员，工人，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年复一年，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都找的心灰意懒了。母亲私下曾绝望地对我们说，真的不行，到玉山（我们那里的一个深山冷坞）去找一个，人好就行。 　　就在我们感到山穷水复凝无路的时候，到是弟弟自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一天，他兴奋地对我们说，他有女朋友了，是单位里的同事，公司的财会人员。全家人当中，最高兴的是母亲。她曾瞒着大家私下到弟弟公司的大门口去蹲点，她想从进进出出的女孩子看出那一个是她的未来的儿媳妇，尽管，她更本不可能从中看出些名堂来，但她还是在很长时间里，乐此不疲。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弟弟的脸上“晴转多云”为止。那天，弟弟脸上愁云密布，弟弟是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人，内心痛苦欢乐与否，从他的脸上可以一目了然。那天，我们看弟弟的脸色，就知道他碰到麻烦了，而且这个麻烦肯定与他的终身大事有关。 　　和女朋友闹别扭了。母亲担心地问她的小儿子。 　　没有。弟弟翁声翁气地应了一声，就不说话了。 　　那到底啥事。一连问几声弟弟都不啃声，我的母亲急了，伸出手就是一巴掌。说话，小兔崽子。 　　她说要和我结婚。问急了，弟弟嘴里嘣地一声嘣出了这一句让老母亲心花怒放的话。 　　小兔崽子，这是好事呀，干吗哭丧个脸。母亲的脸上忧虑之色尽消，灿烂如花了。 　　她有个条件，要有一套房子。弟弟的头低的更低了。母亲脸上的花顿时谢了。 　　一套房子，在当时普通人家，不啻于一座大山。 　　见母亲不啃声，弟弟低着头嚅嚅道。要不跟她吹了。 　　造房子。母亲沉思了一会后斩钉截铁地说。一幢房子换回一个儿媳，值！ 　　母亲做出的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我们住的房子是外婆的，我的外婆一共有三个女儿和二个儿子，二个女儿远嫁他乡，二个儿子远在台湾，守在身边的只有她的小女儿，我的母亲。外公在世时，虽无立遗嘱，但口头上说过，要把这个房子给我的母亲。他说时，他的另两个女儿都在身边，因此，在折建这幢旧房子时，别的亲属是不会有异议的。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来自于金钱上。尽管，那时我们一家人都参加工工作，家中也有些积蓄，但要造一幢新洋楼，这只能是杯水车薪。父亲曾提议把老家的旧房产卖了。征求我这个大儿子的意见时，我同意了。但到最后，老家的旧屋并没有卖掉，原因是母亲在回乡寻找卖主时，改变了主意，她说，老屋也是她身上掉下的肉，买了，心会痛。 　　在这一次造房中，母亲身上的外交潜能被充分发挥出来了。为了筹建房的巨款，母亲到底走了多少亲戚朋友，运用了多少手段，我无从知晓，但半年后，弟弟顺利地把老婆娶回了新房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次造屋：一个人的胜利】

　　同前两次相比，我们家的第三次造屋，更象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这一战整整打了四年，我们的敌人强大无比，四年来，我们孤军奋战，尤其是母亲。我们尝遍了人间的艰辛和世态炎凉。在这四年中，许多曾经的好友，邻居为了名利和一些说不明理不清的东西离开了我们，有的甚至反目成仇。这四年，我们经历着的一种无奈，陷入了一种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的绝望中。我们挣扎着，在崩溃的边缘。好多次，我们都准备放弃了，是母亲，默默地执著地坚持着，最后，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尽管，泪水淋然，伤痕累累。 　　1998年夏季，我们居住的黉门广场，列入城市规划，需要折建重建。当时，我们居住的那个地方，是原国民党中常委，《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老先生少年读书的地方（我的外公是王惕吾的亲舅舅）。王惕吾老先生晚年斥巨资在家乡建学校、办医院、修图书馆、体育馆等，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能是出于一种回报吧，当我们向市政府提出原拆原建的要求时，市委通过常委会讨论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欣喜若狂。因为那里是闹市区，一块黄金宝地。 　　半年后，黉门广场重建工程开始，然而，当我们按照市委的抄稿单和建设局的规划设计图准备动工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天，当我们的挖掘机开进去挖屋基时，遭到跃（村书记弟弟）带领的邻居们的阻拦。而且，事先没有一点的预兆。要知道，跃和他们曾经都是我家很要好的邻居呀。跃还多次跟我母亲说，让我母亲去找他哥哥帮忙，划一块好的地基（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得到原拆原建的通知，而没有去找他的哥哥帮忙）。他们阻拦的理由是我们要造的楼层（八层）太高，遮住了他们的阳光。可造八层不是我们的要求，而是市建设局规划的。 　　我们向他们讲道理，讲好话，这些以前很通情达理的邻居在这一刻变得蛮不讲理了，他们此时惟一要做的事就是阻止我们进入那一块属于我们的地方。无奈之下，我们向分管此事的副市长求助，他听了情况后，让我们先停止建房，等事情先平息下来，让当地镇政府出面做工作后再动工。 　　当时，我们就感到十分不解和困惑。一个政府决定的事，怎么能因一些人的无理阻挠而停止了呢？我们更不理解的是我的那些邻居们的剧烈的反应。好好的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按常理，他们应该为我们感到高兴才是呀。退一步说，我们也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们，对某些人，我们还多次给予过帮助。那他们到底为什么要阻挠呢？现在想起来，惟一可以解释就是一个人的仇富心理。因为，本来，我们一家和他们在各方面都差不多，和跃相比，甚至还有些不及。现在，我们原拆原建后，有了四间街面屋，用他们的话说，不用做出租门面就不愁吃穿了。我想可能就是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心理上的失衡。否则，我真的想不出别有理由了。 　　我们原以为，这种等待是短暂的，我们相信政府一定会帮我们妥善解决，没想到，一等就是几个月。一天，那个副市长打来电话，说市里决定由镇长吴某负责处理这件事。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十分高兴，那个吴某是我父亲一个单位里出去的，平时对我的父亲十分尊敬。而且我们知道那个镇长是个一手遮天，无所不能、炙手可热的人物，在当地没有他办不了的事。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主观美好的愿望常常会落空，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吴某对我们父母求见避而不见。 　　有好心人告诉我们，关健是在村书记。只有他那一关通过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他说，村书记怪你们事先不跟他讲（原拆原建的事），他不相信村里的事，不经过他同意，能做的成功。当时，我们听了，真有些哭笑不得，这是市政府决定的事，难道们还要还要向一个村支书去汇报。 但恼归恼，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我们赶紧采取补救措施，去找村书记，但村书记也是个大忙人，怎么找都找不到他，有时明明看进他进屋了，去找，他的家人仍说他不在。我们知道，他也在故意避我们。有一次，我的父亲无意中在路上同村书记相遇。我的父亲是个直性子，火爆脾气，没说上几句两人就大吵起来。村书记当着众多围观者说，李承茂（我的父亲）你要是能把屋造上去，我登倒头爬（头朝下走的意思）。 　　父亲回来后，气的大病一场，在医院里住了二个多月。医生告诫，以后绝不可情绪冲动。此后，母亲每次去找有关的人，都瞒着父亲一个人偷偷地去。也有的劝母亲，你年纪怎么大了，还出来跑，叫你儿女来跑。母亲苦笑了笑说，我还跑得动，这种触霉头事，还是我一个人来做吧。当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我时，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再后来，分管的副市长调离了，市委书记也要调走了。我们家的造房子的事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母亲说，为了造房子，她走的多少路，比25000里长征要长多了。那四年，只要有人说那个人有用，她就会去找，有时找不到她就一整天痴痴地站在门口等。那时候的母亲，象堂吉诃德，一个人在和一张无形的官网作斗。 　　当时，也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让我们拿出几万块钱，由他们（类似于黑社会，他们和村书记有隙）出面去办，称一定把事情办好。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帮我们，他们看中的是我们这件事的合法性，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借这个名义报复对方。在情急气怒之下，我们有好多次想铤而走险了，但在最后关头，是母亲理智地阻止了一次次不可预料后果的事件发生。因为，在她的心里头一直奉献着这样一个朴素的信念：邪不压正。当时，也有人劝我们放弃那块地基。如果我们放弃，政府可以在另一块地方给我们划拔一块地，面积比原先的大几倍。但母亲不肯妥协，也不为所动，她始终坚持着。 　　2002年10月21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日子，造房因村书记受贿东窗事发而出现了转机。镇政府通知我们，让我们去开协商会议，这种协商会在过去的四年里召开过多次，每次都因跃不到场而不了了之。这一次当我们象往常那样说出我们的担忧时，镇干部说，这一次他不到场，也无所谓，事情必须在今天解决，并暗示是市里某位领导的意思。 　　整整四年，我们终于等到了。当母亲看到挖掘机顺利地从屋基里挖出第一锹土时，她一屁股坐在湿漉的大地上，忍不住，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现在，我们已经住在这座历尽沧桑有楼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有些年头了，想起，仍心有余悸。一个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情，居然会被一个小小的村书记抗拒长达四年多之久。如果那个书记不是因受贿而丢官，后果将会这样┅┅我不敢下想。 　　楼造好后，我的母亲，明显地显老了，她的头发全白了，但精神矍铄。最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母亲居然又和那些和我们交恶的邻居重归于好了。父亲骂她没记性。她也一笑了之。她说，屋都造好了，我们还去计较什么，邻居嘛，低头不见抬头见，和为贵。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不计前嫌，坚韧、宽容、大度、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