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乡村个案分析

乡村个案分析 ■杨献平 1
　　　原始的村落大抵与战乱、饥荒、洪水、地震之后的移民、避难、流民（寇）有关，处在南太行的吴家井子村，现有人口323人，房屋134幢，牛羊驴子等300余头（只、匹）。据年纪最长的吴家保说，他们的先祖是山西太谷人氏，曾做过清朝的道台，后获罪，家道中落，同胞兄弟见没了活路，便一路向东，到辽州（今山西左权县），爬上两省交界的摩天岭后，站在明代的峻极关前，俯瞰直隶地界，只见沟壑连绵，草木苍郁，且气候昼夜温差小，土质松软，遂决定在此安身。 　　　安身，是比较文雅的说法。可以想象：缺乏方向，无休止的长途跋涉，使得吴家三个先祖骨瘦如柴，眼窝深陷，嘴角开裂，脚掌上满是血泡。面对无尽的跋涉，他们的内心充满沮丧，天之高，地之大，在没有飞机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清朝中后期，三个身无分文，饥困潦倒的流民，对于绵延无尽的路途，肯定充满了宿命式的恐惧与惆怅。从峻极关下到沟底，他们看到了被大片灌木和茅草掩藏的肥沃土地，潺潺流水从高崖连贯下落，阴湿草地之上，蝴蝶翩翩而飞；鸟儿们在密集的林子上下鸣啾。 　　　其中一个，稍懂风水之术，建村事关百年，既要靠山，又要流水，建房成村须在两山之间，左右有遮挡，门前不能态陡峭，以平缓为要，流水宜穿村而过，或在村子左右侧。而这里，正好符合建村条件。兄弟三人在草坪上搭起了简易房屋，拣干柴点火，以野果充饥。困了，便听着松涛之声入眠，在狼嚎和野猪的惊叫声中，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第一座房子建起来后，这里便不再是荒芜的野地。石头的栖身之所大大加强了人身的安全性和精神的慰藉感。随之是开垦田地，种植庄稼。第一次收获后，第二座房屋在寒风和大雪中诞生；再一年，又一座房屋耸了起来。弟兄三个人，一人一座，待攒够了足够的粮食，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诞生了——婚配繁衍成为了头等大事。 　　　旺盛的生育力是村庄扩大和延续的唯一源泉，是村庄的基本链条。但谁愿意嫁给赤民为妻呢？这时，一个逃荒的外地女人途径这里，成为老大的妻子，从第一个孩子的第一声啼哭起，这个命名为吴家井子的村庄才焕发出真正的生机。随后，老二从摩天岭另一侧的山西村庄娶到了老婆，老三也跟着娶到了一个。 　　　至此，三个兄弟，三足订立，构成了吴家井子村最初生活脉络。他们深深知道：唯有人，才能使得村庄逐步阔大，烟火缭绕，家畜成群。老大生了几个儿子，老二也生了几个儿子，老三也是。但只有儿子，也不构成通婚的基本条件，在清朝中后期的大部分乡村，婚姻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交换成份。唯有如此，才能使得村庄男女均衡，维护基本的婚配和生育要求。 　　　而村庄的偏僻和物质的匮乏，必然导致在尊严乃至择偶标准上的降低和迁就。在吴家井子村，至今还流传着“不管丑俊傻俏，只要能传宗接代就行”的婚姻观念。历史上，吴家井子村是出过几个痴呆女儿的，但一个也没有青春虚度，老在娘家。 2 　　　山顶上峻极关于清朝后期废弃，先前的守军，连同风中飘摇的黄龙旗，一夜之间不见踪影。但又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来到了，效吴家三兄弟，在吴家井子村附近寻地建立了村庄——与吴家三兄弟相比，后来者创业相对要容易一些，至少有房屋借居，镢头、粮食及农具可以赊用。开垦田地和建筑房屋的速度更快一些，劳动强度也小了许多。
　　　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更深的世俗哲学，即：借用者和被借用者之间的微妙的心理关系和感恩成份。在民间，知恩图报的传统意识是用良心为称的——因此，吴家井子村及其周围逐渐衍生的村庄人群，形成了一个最初的、和谐的利益共同体。互通有无，婚丧嫁娶，你来我往，也是最初的利益形式。但物质的进一步充裕，利益导致的纠纷和冲突接连不断。在民间，利益是最紧要的生存保障，形似快刀，斩断的不仅仅是亲情，还有人命。 　　　吴家保老人说了几个老故事：第一个，吴家井子村一户人家和张家寨村的另一户是儿女亲家，一起倒卖羊只生意多年，获利平分，从无半点隔阂。忽有一日，张家寨村的那位满脸血污地跑了回来，说是到辽州城卖掉羊只，回返途中，遇到了剪径之人，亲家被土匪一道砍了，他侥幸才逃脱。第二个，张家寨村的一户人家，养了数十只山羊，春天梳绒，将价值十两银子左右的羊绒放在偏房里，第二天一早，羊绒不翼而飞。 　　　第三个，两个村庄，两户人家，儿子年岁相当，十里外的李家庄村有一个适龄的闺女，为了把那个闺女娶为己有，两个人相互攻击，人前人后，编造不利于对方的流言。获胜的一方，虽然如愿，但与另一家结下了一世冤仇，几代人不说话，不通婚，更为其他经济和日常往来。第四个：一个老人死了，全村人帮忙，有一个人，趁人不注意，偷了当事人家一斗米。没想到，自己的孩子在人前说漏了嘴，两家先是争吵，一方说偷了，一方说没有，不可开交后，狠狠打了一架。 　　　而事实是：故事一出人意料：“侥幸逃回”那个人见钱眼开，半路对同伙痛下杀手，编造谎言，蒙骗了两家及村人几十年，临终，方才说出。故事二，偷窃羊绒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儿媳妇；故事三，主人公们几代人怨恨了许多年，但最终，仇恨和怨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淡，化为乌有；故事四，似乎只是吴家井子村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小摩擦，无关大局，更不会构成一种绵延不衰的仇恨。 3 　　　物质的极度匮乏，更容易使人相互信赖，感恩是建立在对个体生命存活有过贴身保障基础上的。吴家井子村和张家寨村最初的关系，就像一对落难中的异姓兄弟，唯有相互帮衬，才能效度过难关。而物质较为充裕之后，个人与个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间连不断的冲突、蒙骗和伤害，其本身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由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而引发的。然后，古老的忏悔习性仍在发挥作用，人如油灯，行将枯灭之时，必会自行检点。半路杀戮同伴蒙骗众人几十年的那个人便是如此。 　　　偷窃是一种隐密性的获利行为，民间的偷窃行为往往难以水落石出，尤其是亲属之间的偷窃。吴家井子村有一句流传不衰的谚语：“家贼难防”，形容的就是亲属之间的偷窃行为。但也有“贼不打三年自招”的说法，很多惯犯或者常涉此道者，常自我暴露行藏，被人识穿是小事，即使不受到惩罚，乡人也会处处提防，成为最不受欢迎和信誉度最低的人，是被世俗宣判了的乡村群体中的下等人，即使腰缠万贯，但仍旧洗脱不了人们心中的成见和阴影。 　　　世俗道德传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道德拷问在任何时候都发挥作用。但乡村记忆的传承是极其简略和短促的，一代人取代一代人，就像岩石上的风，剥落之后，便是无际的空茫和永久性的遗忘。 　　　清朝算是一个长命的王朝，但终究还是崩塌了，近代中国是屈辱的，但在民间，尤其是吴家井子村，那些满廷退位、丧权辱国、军阀混战、倭寇入侵和甲午战争等等关联政治的事件，很久之后才传送到吴家井子村，一些人唏嘘而叹，一些人麻木不仁，一些人拍案而起，一些人如风过耳。他们只是在无端猜测或者置若罔闻，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经常出外做生意的人把脚步锁在了村庄；还有一些人，站在海拔1700米的摩天岭上，极目远望，企图越过山峦叠嶂的南太行，看到北京城乃至沿海地区的旗帜和硝烟。 　　　　然而，草民只是历史的观望者和遗忘者，他们跟随历史生活，被时代挟制但又不明所以，被政治贯穿但不知政治为何物。胜王败寇和帝王将相、明君廉吏仍旧是他们重复的信条和梦想。据吴家保老人说，清朝末期，他们村里出过几个贡生，被任用的只有一个，走到半路，却又跑了回来，原因是：在兵荒马乱年代，做官不如做个草民活的踏实，种几亩田地，终老山野，虽庸碌但也快活——按照他们的话说：死也可以保全尸首。 　　　在漫长的中国近代，吴家井子村几乎没有一个人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八路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抗击日寇之时，才有几个血性男儿报名从军，在聂荣臻元帅属下，成为八路军战士，其中一个，跟随聂荣臻部队参加了平津战役，后辗转到中原战场，在徐州会战中壮烈牺牲。至今，他家门楣上还镶嵌者一块“军烈属”的铜牌，红字黄底，于黝黑的木框之上，老远就能看到——这可能是吴家井子村最大的荣耀了，是这个村庄潜在血性和英雄气质的最好体现。 　　　但这种英勇者及其光荣抉择在吴家井子村毕竟是少数，建村一百多年来的吴家井子村，贪恋或者以“老婆孩子热炕头”为基本俗世生活理想的人位居多数，在惨烈的战争年代，长辈们“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教诲和信条仍旧发挥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4 　　　所有的胜利，都是在万千尸骨和血液浸淫的战场竖起旗帜，国家安定之后的乡村及其民众，继而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鼓舞。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但吴家井子村的人们还喜欢把国家领导人称之为皇帝，以草民的姿态俯身黄土，顶礼膜拜——随后开展的每一项运动都如火如荼，吴家井子村人积极参与，以狂热的心情和近乎疯狂的举动，沉寂百年的吴家井子村人似乎第一次懂得了政治真义。吴家保说：大炼钢铁的年代，他们村子里十岁以上的人都参与了，在公社所在地建起了高大的炼炉，几百人昼夜不停，与全国人民一道唱着“东方红”“赶英超美”；“备战备荒”时，村里人也是全员出动，吃住在山上，不到一年时间，附近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条一条，被太阳照的白晃晃的田地。 　　　这期间，吴家井子村发生了两桩命案：一个十八岁的闺女，在大炼钢铁时候不慎跌入硫酸罐内，转眼之间，浮上来几根白森森的骨头；备战备荒时，他和几个同龄人在山上开地，睡在一座废弃的山神庙里，早上醒来，却发现睡在庙外，伊始以为原本就睡在庙外，几次之后，方觉得了蹊跷。三年自然灾害时候，从东边来了很多人，携家带口，往山西逃荒。有很多人坐在路边，好久不动，黑压压的乌鸦聚满了附近的枯树，走进一看，才知道已死去多时。 　　　文革当中，吴家井子村最酷烈的事件是：打倒了两个地主，群众自行搭建台子，进行批斗，群情激奋时，石头泥巴乱飞，砸得地主哭爹叫娘。有几个受迫害最深的群众，用洋油（煤油）浇在地主身上并点燃，大火熊熊，地主疼得没命叫喊，一路狂奔，看到一面水洼，一头栽下去——火焰灭了，但浮起来的却是尸体。地主的财产被充公，分给了群众，老婆、闺女和姨太太也分配给了几个光棍汉子。 　　　八十年代初期，破四旧时破掉的神庙再次崛起，一座土地庙，位于进村的路口；一座山神庙，在村子右侧山沟里，还有一座龙王和猴王同居的神庙，位于村子下方——村里长辈出面，挨家挨户凑钱，请了工匠和画匠，重新修葺了破损的庙宇和神仙画像，竣工时，村人举行了盛大的祭神仪式，请了戏班，抬着神的彩绘泥胎沿村游行，光膀子的神汉们手舞快刀，吹鼓手大放神曲，戏班锣鼓铿锵，持续了五天之后，村子才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这其中，包含了更深的精神信仰问题：旧的偶像崩塌了，新的偶像必然崛起，在尚还没有找到更好用以信仰和供奉之时，传统的虚无的鬼神便重新回到村人的精神崇拜之中。 　　　吴家保老人当过红卫兵，我问他后悔不。他说，那才是真的革命，红卫兵坐火车都不用买票，到哪里一亮牌子，就畅行无阻。说的时候，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白胡子激烈抖动，嘴角的白沫子悬悬欲掉。我想；这或许是他们那代人最值得荣耀的事情了，公费游行、串联和暴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前科甚至莫须有的猜测，对他人无所顾忌地进行物质剥夺和人身打击，甚至取人性命——吴家保老人不忏悔，甚至对“红卫兵”身份狂热犹存的怀念，我觉得是一种流民的暴力习惯，旷世的“文革”似乎是一个暴力大解放的年代，民众的暴力狂欢和大批精英分子的肉体改造与精神罹难达到了顶点。 5 　　　米斯尔将民间和底层称之为“隐秘的存在”，民间秘史于正史无补，正史采纳的都是改造和书写它们的“铁腕人物”和“人中精英”，草民的历史被时间书写，又被时间遮盖。上个世纪八十年后，崭新的历史时期使得暴力色彩整体消退，个人和个体生命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和关照。但这并不代表民间的群体暴力的消失乃至传统思想的被取代，是有经济主导的利益驱动，大面积遮蔽了赤贫之众的集体暴力强度和发起次数。 　　　吴家井子村率先种植了果树：板栗、苹果、山楂等等，因为地处山间，水果的质量令城市人信赖。吴家井子村成为了致富的典型，以致很多群众把分给自己的田地，都种植了果树。但不过几年，病虫害以及其他村落的竞争，使得以果树种植发家致富的吴家井子村渐趋落后。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一是管理者的舞弊，伊初的发达和成功使得村领导班子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矛盾重重，购销时贪污乃至私分公款行为，被村民觉察后，信誉度受到怀疑，很快被群众集体抵制；二是管理不善，大面积果树种植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后，迫于压力，村里将果树分到个人，由集体合作到个体经营，分散了力量，为能将自家果实卖出来，村人相互拆台，以贬低对方（产品）拉拢客户，致使销售不畅，很多果实烂在窖里。三是资源没有很好利用开发，忽略了产品深加工这一关键环节。 　　　现在的吴家井子村：枯了的果树满山遍野，几乎家家都烧果树枝子烧水做饭。一些人开始了出外打工的历程，从事的大都是强体力劳作，如砖厂、煤矿、铁矿及石英矿等，足迹遍及河北、山西、北京、内蒙一带；但很少人去南方一带，这与吴家井子村人的传统秉性有关，正如吴家保老人所说：“离家不远，农忙时可回来帮帮忙，农闲时再出去挣钱，两不耽误。”一些人继承了羊只贩卖生意，从贱处买来，贵处卖，或者买回自己放养一段时间，以羊只的繁殖和肉膘（增重）赚取差利；还有一些人为私人开采的煤矿铁矿送窑柱，但随着严厉的禁止乱砍乱伐政策而转向别的生意。 　　　吴家井子村人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人口逐渐增多，田地的占有量极具萎缩和减少。但传统“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有人不算贫，没人贫死人”的人本观念依旧浓郁，生二胎普遍，三胎以上为数不少。他们说：能交得起罚款，就要生。改革开放初期，该村人口不过180多口，激增近一倍。此外，很多田地被新房取代，山上的树木也在逐年减少。村庄范围大幅度扩大，就连祖坟一侧都建起了新房——我想到的是，再不用多少年，吴家井子村人还必须向先祖那样，另寻养人之地建房立村了。 　　　离开吴家井子村的那一个夜晚，躺在唧唧虫鸣和飒飒夜风中，我想：在吴家井子村，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当属他们三个先祖了——而现在，这个村子也像太行山中散落的众多村庄一样，从观念到习俗、行为和心性的雷同——根本问题是：在村庄历久弥新的流传过程中，最紧要的是集体意识的虚无、薄弱和分散，血缘关系的凝固、重复和僵化……当然，重要的是人，但，越来越多的人口，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而贯之的传统思维、各自为战的经济模式和消极的人生态度。 二〇〇七年四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