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土话的力量

　　读曹乃谦先生的小说，总能让我想到故乡的人们说的哪些乡间土话，而那些曾经让我羞惭过的土话，竟也有着如此巨大的魅力和力量，深深地打动感染了我。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就对曹乃谦的小说赞赏有加。其中的过程仅仅是马悦然在《山西文学》上看到了曹乃谦的几篇小说，但马悦然已经对曹乃谦的小说欢喜得不得了。尽管那时马悦然错认为曹乃谦是一个“太原的警察”，但曹乃谦的小说，无疑具有某种打动人心的魅力。和马悦然先生有着同样感慨的是，汪曾祺先生在世时也曾对曹的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作为一个读者，我对曹乃谦小说里的“土话”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受。同为山西人，虽然居住的地域不同，但语言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太大，这一点，从杨新雨先生的感慨中可略见端倪，杨新雨先生是散文名家，他和曹乃谦都生在雁北，他对曹乃谦小说中的语言似乎比起常人更具权威。他说，“普通话和书面语言，缺乏表现力，而生活口语和方言土话，则有地域的局限。这是常使我困惑的难题。我看写作者们一般采用的是折中的办法，就是有限度有选择地使用方言土语，有人认为应以大家能看懂为限度，有的是将方言作一点改造。但这实际上成了一种杂拌的不伦不类的语言。因此曹乃谦使用全套方言土话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多么省事，再不用寒窗苦读，皓首穷经，生活中怎么说就怎么写，对话语言照搬上来，描述语言也用老乡说事的那种话。真正的文如其人，真正的本色。是生活中的语调，而非书面的语调；是生活中的味道，而非书面语言的味道；又有古意，是民间的语言化石。” 　　曹乃谦的小说大多是以温家窑为生活原型。他本人影响最大的也就是“温家窑”系列小说，这些小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曾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使曹乃谦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但就在人们对其充满期待的时候，曹乃谦却一下子淡出了文学界。但曹乃谦的小说却并不因此而失去了价值与光彩。一些研究者，其中包括马悦然，对其质朴而充满乡野趣味的写作方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悦然说过，自己看重的并不是曹乃谦小说里的落后和愚昧，而是文学的真正价值。时隔十几年，在07年到来之际，曹乃谦又几乎突兀地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曹乃谦披散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国内的《南方周末》，《新京报》等著名媒体都对其作了相关报道，使曹乃谦成为岁末年初的又一件文化盛事。而相别多年，曹乃谦也给人们带来了惊喜——首部小说集《最后的村庄》。 　　引人注目的是小说集封面上写着的那句“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虽然这句话多少有点广告之嫌，但封面上那个大红的剪纸书影无不使人对渐渐消逝的山村、土地和农民的命运及关注，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这个让外国人视作最有资格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乡巴佬”，以全新的模样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最后的村庄》精选了曹乃谦创作的小说23篇，这些篇什几乎是曹乃谦小说的经典，书中对土地、农民、乡村原生态的描写和刻画，使我们不由然地会想起那些死去了的大师，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汪曾祺。但曹乃谦的小说，比起大师们笔下的乡村，更具简洁与冷峻，他笔下的乡村更纯朴，人物更憨实。比如《根根》里的根根，《荞麦》里的白白，就折射出了乡村社会粗野荒蛮的劣根性，但这种沉重的人性恶疾，促使我们从更广大深刻的角度去思考与反省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 　　最让人敬重的是，曹乃谦对乡间土话的敬重，比如出版商要他对自己文章的方言加上注释，但他一口拒绝，这除了曹乃谦对自己脚下土地上的方言的敬重，更是他对中文这一母语的自信。在曹乃谦的小说中，我看到了土地的勃勃生机，乡土的绵密厚实，农民这一中国最广大群体的坚韧与伟大。 　　读《最后的村庄》里的人和事，总不免让人有点儿心痛和伤感，但人类心灵的旅行，却由此而开始，而曹乃谦小说的土话的魅力和力量也必将得到永恒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