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父亲的行为艺术（二）

父亲的行为艺术（二）
　　父亲还挖过窝子金。不是一窝窝的金，是在河坝挖一个大坑，几米到十几米深，四面砌石头墙，开始用木桶打水，后来买了潜水泵，用柴油机或电抽水。他们叫抬窝子。父亲抬窝子，全村的人都抬窝子，密密麻麻的人，密密麻麻的金窝子，从笼嘴子到锅坨漩。为了取到更多更好的金沙，窝子里又开槽子，槽子里又砍尖子。那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开始有投资了，慢慢投资越来越大了，从几百块到几千块，老板出现了，剥削出现了，利润出现了，当然亏损也出现了。愿意入伙的都是老板，不愿意入伙、只愿意下窝子干活的便是马尾子。也可以既当老板又当马尾子，又分红又挣血汗钱。入伙也是冒险，也是赌博，都懂得金隔一层纸，要是窝子挖下去没有金，便是血本无归，所以入伙不是一件草率的事。好在父亲跟人入伙挖了几个窝子，虽然没有像有的人一夜之间暴富，却也没有亏血本，除去本钱多少还赚了几个。我们村子有暴富的，一口窝子挖下去，就万元户了，就十万百万了，但更多的是血本无归。88年冬天，父亲在挑水路成头挖窝子的时候，我当过几天他的马尾子，扛木头、拖沙、捡石头，雪风吹得整张脸都是口子，手上也尽是口子，血没完没了地往外浸。二十四小时交替开着柴油机，吵得耳朵好几个月才恢复正常的听觉。实在受不了，我就磨洋工，躲到棚子里去烤火，父亲跑出窝子来骂，我装着没听见。当时我是教书先生，其他人并不计较。89年，有人在曾德光家门前的麦田里挖出了红滩，父亲也跟人合伙开了槽子，我去上过一夜班，槽子刚钻了十几米，还没见灰，我拖了两三转沙就倒在柴草里呼呼大睡了，后来分得四元多钱，几毛几分记不清了。89年冬天和初春，全县的金老板都聚集在了那片麦田里，柴油机电动机警察台球桌子酒馆妓女藏刀匕首自制手榴弹都搬进了麦田。沙金出得实在是好，走在田埂上都能捡到，辣子米大的，玉米皮似的。一田田的麦苗被任意挖掘、掩埋、践踏——谁还稀罕几个白面馍馍？金子！金子！金子！挖到了金子，可以买一火车皮的白面馍馍。父亲见是过火车皮的，81年大水过后送我去江油念师范的时候，师范学校就在火车站旁边。好多人都在曾德光家门前的麦田里发财了，父亲不但没有发财反倒把多年淘金挣的老本都赔了。父亲的槽子塌死了人，两个，而且都是有点来头的人，不敢敷衍。花了不少钱营救，又没有营救出来，最后连尸体也没有取出来。亏了老本，父亲看起来认输了，其实并没有认输，他找人偷了几背金沙出来，挑了水晚上在家里淘，淘出了黄斑斑的金。父亲偷金淘还淘出了个插曲，他称了金又拿给我看，其实是炫耀；沙金在等子的托盘里，好大一堆，重重叠叠的，用父亲的话说足够打好几对耳环，我看着看着就拿手去抓，我想找找金子的手感，沉重，冰凉，或者滚烫。我一只手还拿着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四重奏上还有隐约的精斑。我慌乱中打翻了托盘，把金子全部倒在了地上。我知道我为什么慌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咆哮，谩骂，要动手打我——要不是母亲挡住，他手头的板凳准把我的脑壳砸开花。后来发生的事还有想不到的，父亲把我们全部赶了出去，他要一个人拣洒落的金子，拣了不算，又扫了整间屋子的灰土倒在金盆里去出。那天晚上，父亲半夜都没睡，一个人坐在电灯下魂不守舍。看着他的样子，我觉得又惭愧又好笑，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发现父亲挖了那间屋子的大半边地坪，把泥土都背到水边去淘过了。 　　89年春夏，父亲还挖过山槽子，在后山顶上。一个前人废弃的山槽子，他接着挖，挖出了不少的沙金。父亲站在山梁上两手叉腰看涪江水的走势，时不时指指点点，给王金德、王金勇讲解，很得意。父亲不只是看现在涪江水的走势，还看古代涪江水的走势，沙金就这样被他看出来了。那时候，后山顶还不曾被开垦成旱地耕种，还是一梯梯的草坡，草已经发青，齐整整的，零零星星地开着碎小的野菊花，只有沟谷边和土坎上才生长着灌木丛。草坡下面是六七年代飞播的马尾松，已经成林，郁郁葱葱的。在我的记忆中，整个涪江上游89年春天都是滋润的，野草萌发得早，野花也开得早，整个后山都发返青得早。星期六，我骑40公里的自行车从教书的学校回来，星期天在父亲的槽子里拖一天沙。89年，我的神经衰弱开始好转，但对金钱的欲望又增长了。父亲的槽子外面是黄土，里面是草米子沙，金黄色的，几乎没有河卵石，草米子沙很坚实，估计还没有我们人的时候就板结在这里了，匠人挖起来就像挖在铁板上，但挖出的草米子沙含金量很高。挖山槽子的还是多年跟随父亲的那帮人那，父亲的侄儿侄女，母亲的远亲；只有小丽是外人，但小丽一口一个哥哥、一口一个哥哥，把我父亲叫得心花怒放，我听起来都心痒痒的，特别是我母亲不在场的时候。王金德和王金勇是特定的匠人，小丽和我母亲是特定的耙子手。取了沙，背到马尾松林子边一个泥塘去淘。说是淘，其实是摇，在金门上摇了，冲下来，再淘。泥塘是平常牛喝水卧水的的地方，很小，容得下两三头水牛那么大个水凼，水也少，所以用水很考手艺，不能像在大河边那样泼洒，且得回收用过的尾水，澄清了再用。只要夜里下雨，父亲就一定要邀约上王金勇去山上看水蓄水，生怕洪水冲毁了泥塘；有几次为了治水蓄水，忙到天亮回来，两个人都成了泥人。后来出的金沙多了，又遇上伏旱，泥塘干了，父亲就在槽子脚下开了崩流，直接把金沙流到山下的大河边。金好沙就贵，为了扫尽停在崩流里的金沙，父亲专门扎了棕扫帚，亲自爬到崩流里去扫。父亲是个非常把细的人，总是把危险的事留给自己，不过并不是他善于自我牺牲，而是对他人不放心，怕出了事赔钱。我好几次看见父亲爬在崩流里，从上往下，把停在崖缝里泥窝里的金沙都扫得干干净净，他的身下是万丈深渊，是滚滚的江水，他的身边是雪白的野百合花。我注意过小丽的表情，她要比我的母亲紧张得多。 　　89年春天，父亲的心情一直都好。与其说他早已从曾德光家门前麦田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不如说他早已忘记了那挡子事。父亲发财了，早上裤子一笼嘴里就开始哼歌，且多是爱情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插曲《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上》。他在山槽子里也唱，在大河边也唱，摇门、下门、出盆的时候都唱，他甚至忘了金槽子里忌讳的用语。我发现父亲在小丽面前唱得最动听，那声音润滋滋油漉漉的，跟他吊在腰间的金筒里的沙金差不多，喉结还颤栗，发出颤音。父亲发财了，也大方了，不羡慕我们“打钟吃饭、盖章拿钱”的人了，说我们每个月领那么一点点工资也不顶事，打点饭平伙压压汽车滚滚就完了。我每个星期天回来做一天，他能发我一百多块（一百多块，比我当时的工资还高）。然而一到夏天，父亲的好心情就没了，山槽子挖到了尾声是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是因为看电视。或许还有最最关键的原因，最最背后的无人知晓的原因。88年春节，父亲鸟枪换炮，把收录机换成了电视机，在我们村虽不是先例，也是前茅。一台黑白电视机，叫什么金凤牌（父亲对金子情有独钟，买个电视机也是带金字的），天天晚上看。89年夏天，太阳大的时候父亲常常回家看电视，他不再守着他的山槽子。89年春夏，电视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开始父亲看了就看了，说管他牛踩死马马踩死牛，关我们老百姓的屁事。那时候父亲的山槽子金出得正红，他的注意力全在金子上。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这回挖山槽子不再是平均分配的“股股摊”，而是父亲先抽成，也不是抽地课；父亲当了老板，山槽子是他发现的，金子是他发现的；他抽百分之二十，剩下的平均分配，平均分配他自然也有份儿。后来，父亲在电视里看见了血腥，看见了暴力，心情突然就不好，骂那些大学生吃饱饭撑的，花了父母的血汗钱不好生念书，又说现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么好，还这不满那不满，真是他妈些孽障。父亲骂人的时候电视里已经很干净了，广场也清扫得很干净了。父亲面前的茶几上摆了酒肉，但他扔了筷子不吃了，站起来指着酒肉问我，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今天我们有这些肉吃有这些酒喝不。父亲骂骂咧咧，先是骂电视里的的大学生，骂通缉令上的大学生，接着就有点指桑骂槐了。我当然听得出来。指桑骂槐是父亲的一种天赋，我们四兄妹从小都没有少领教，父亲形象地把这种方法比喻成“打柱头惊闪登”。我端了父亲的酒杯猛地干了。我突然生出从未有过的鄙视，鄙视里又生出深深的怜悯。我知道我鄙视的、怜悯的又不只是父亲一个人。 　　我最早发现父亲做金生意是在86年冬天，有一次回老家，看见一个陌生人躺在我的床上吃烟。父母都不在家，院子里出奇地安静，只有刚下了蛋的母鸡在叫唤。陌生人看见我不说话，也不下床，照样吃他的烟。屋子里很暗，我开了灯，他叫我关上。他说的是普通话，带着很浓的广东腔。开灯的瞬间，我看到了他的脸，一张广东人的脸，黝黑黝黑的，两个颧骨冒得很高。广东人在我的床上睡了三天，父亲在金河坝跑了三天，都是趁晚上跑；两个人关了门说话，神神秘秘的，整个老屋都神神秘秘的。我问母亲陌生人是做啥的，母亲支支吾吾不肯告诉我，母亲也神神秘秘的。我听见了数钱的声音，像深秋里落木叶；我还看见木柜上带轮子的皮箱。87年广东人又来过两回，春天和冬天，还是提着那口皮箱。春天那次我在曾德光家门前碰见，我认得他的高颧骨。广东人提着一皮箱“大团结”来，一捆捆的，父亲就拿了那些“大团结”四处收金，收了交给广东人，每一克赚两块或者三块。后来我晓得了父亲与广东人的交易，父亲还让广东人打开皮箱给我看过。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钱，却没有产生任何的冲动。父亲给我看那些成捆的钱，不外乎是让我开眼界，如果硬要说是想改变我务虚的思想观念，也只能是在潜意识里。87年做金生意还是犯法的，长桂小学有位姓王的老师做金生意被判了7年（他放了学就去金河坝收购沙金，出的价钱比银行要高，星期天再倒卖给外地老板；王老师把赚得的钱一捆一捆装在泡菜坛子里，公安人员找到的时候钱已经被盐酸腐蚀了），我自然担心我的父亲，他要是哪天翻了船我们兄弟姊妹的脸往哪儿搁。87年冬天广东人走后，我私下与父亲谈过，不只是谈了我的担心，还谈了我爱国的思想境界。父亲说过，广东人的上线的是香港人，因此我有理由把父亲的行为理解为参与走私，理解为卖国。老实讲，88年的我虽然已经接受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但也只局限于艺术，在人格和道德感情上，我还是非常单纯的（未必就是纯洁），还是非常中国的。父亲当然不听我的话，他早已钱迷心窍，他还拿“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俗话为自己诡辩，嘲笑我幼稚。当时，我觉得我站的立场很高，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而父亲则很渺小，整个渺小到钱眼儿里去了。在黄金早已进入自由贸易的今天看来，当年的父亲还真算是前卫，而我也则是非常的狭隘和幼稚。可能更多的还是胆小。 　　我在父亲的抽屉里翻到过广东人写给父亲的信，旁边是一副老光镜，文字还是热乎的，亲热地叫父亲大哥，信里说金价还要猛涨，要父亲在岁末多收购一些，他一定来取货。广东人在来信里还讲到他的久病的爱人和有智障的儿子，可见他对我父亲的信任。我甚至在字的行间读出两个男人之间感情。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给广东人回过信，我想凭我对父亲的了解应该是回过的，他的摇钱树远在天涯海角，他不会不挂念。88年春节前几天广东人来最后一次，我和大哥没有让他进门；快过年了，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都不希望父亲像王老师一样出事。广东人提着皮箱坐在我们家房背后的竹林里，一支接一支地吃烟，父亲端着开水从屋里出来被我们拖了回去。已经都听见了一些风声，不仅仅是“严打”，也包括父亲做金生意的传言。我们一遍遍赶广东人走，求他不要再来找我们父亲。我们就差没给广东人磕头了。父亲红着眼睛在屋里打狗驴子转转，又时不时停下来从泥窗去望广东人，望广东人屁股底下的皮箱。即使父亲告诉我们，他事先已为广东人收购了几百克金，钱都是他垫支的，他总得让这批货脱手，我们也没有妥协。我们把父亲锁在屋里，任凭他摔东西砸门窗，我们拿了火枪吓唬广东人，决不让他进屋与父亲完成了最后一笔交易。当中我真的想过报警，结果还是放弃了，我想到了我们的父亲，也想到广东人家中生病的妻子和弱智的儿子。父亲最终还是破门而出与广东人完成了交易，赚了几百块钱；过年的时候，当我们吃着父亲用交易所得买来的好烟好酒，我们又都觉得我们的做法滑稽可笑。95年，父亲早已金盆洗手当起老太爷，他非常意外收到了广东人的来信，我看过那封信，是娟秀的笔迹，娟秀的笔迹里却浸润着粗砺的苦衷——88年冬天广东人在青海被抓了，判了7年，写信时刚刚出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也蹲过监狱，不是判刑，是拘留。广东老板已经消失了两三年了，父亲突然收到一张传票。记得是五一节的清晨，我正好在家，我们正在樱桃树上摘樱桃，张连国带信叫父亲到乡政府去一趟，父亲以为有啥好事，从樱桃树上下来，进屋换了套西装就去了。那时候父亲已当选为乡人民代表，妹妹妹夫也渐渐发达，开始给他买金手表和名牌西装；父亲梳了分头、打了沫丝走在乡道上已俨然一副头面人物的派头，领带系得正确，皮鞋擦得贼亮。像带了红回家吃樱桃的那个五一节一样，那也是一个难忘的五一节，樱桃虽因变种开始有些酸涩，但清晨的露水依旧能将我的手板冰得起风湿。院子里的石墙大多已经坍塌，竹林也不复存在。三间老屋还独朽朽立着。早饭过后，麻子部长带信说父亲被公安局的车接走了，叫我们带了铺盖卷和洗漱用具到县城拘留所去。那一次父亲被拘留了12天，关在马尿水，白天给所长家的麦子打农药，晚上陪所长喝酒（所长是个半边户，老婆是木泥城的人，包产地就在拘留所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