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草 茅草屋

在大山里的山崖岩石上，田边地角，路旁坎沿，常常能看见一种叫“豆瓣菜”的草，说是菜，但从没看见有人把它弄回家炒来吃，所以仍旧是草。豆瓣草的叶子对生，就象泡胀了的黄豆瓣，整齐的排列在长长的豆芽一样的梗的两边；嫩绿嫩绿，摸在手上柔柔的；它的根细蜜细蜜，紧紧地扒在岩石上，整蔸拔下来，就象小孩子们用纸做的毽子一样，因而有这种草的地方，常常有小孩子把它扯来当毽子踢。 豆瓣草虽不怎么不起眼，生命力却极强，如果哪里折断了一截掉在地里，它会在茎上再长出细细的新根，过不了多久，分丫发叉，又是一大兜；尤其特别耐旱和耐寒，十天半月不下雨，在凸凹不平的岩石上，它照样存活，尽管白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眼看已经快要枯焦的样子，但一到晚上，吸取一点点天雾夜露，就又恢复了元气、劲鼓鼓的，继续与明天的烈日相抗争；有时候，灌木、芭茅都干死了，但豆瓣草仍然生长着；严冬，冰天雪地，树枝折断，树叶枯萎，而豆瓣草却能和青松一样，春天一到，又绿油油的；在野草一类，它无疑是适应力最强的一种。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常常不大受农夫的喜爱，因为它吸取了肥料，荒芜了庄稼，在锄草时，把它拣起来抖掉根上的土，堆到田边的石头上，它并不以为然。
夏秋之交，豆瓣草，在每两片叶的根部开出了黄颜色的、五角星形的小花，叶是一串一串的，花自然也是一串一串的，象一条一条金链扎成的金毽子；很多个金毽子堆在一起，那石头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金发女郎，挂上清晨的露水珠，一闪一闪地映射着朝阳，美丽极了，不逊篱菊。 有句成语说“见微知著”，豆瓣草弱小，但有一种精神，一种在恶劣的环境下，拼命求生存、自强不息的精神，所以把它写在正文前。
且说大山在经过无数次起伏跌宕之后，在它的正南面突出一峰，叫四柱山，山顶向下是大面大面的象核桃壳一样的乱石岩卡，长满荆棘芭茅，偶尔有几株松柏，少有农田，直下十里到东流溪河边。东流溪河在这里沿两岸的山脚岩根，转了几个S形的大弯。那S若从中分断，就象两把镰刀，这沿河两岸一带的地名就叫“镰刀弯”。真还不知道古人取这个地名时，是先认识了镰刀，还是先认识了S ？
从镰刀弯到四柱山顶的半山腰乱石岩卡里，曾有一间独一无二的矮小狭窄的茅草房。茅草房的地基是在乱岩卡里用石块垒起来的，一丈多高的石坎；石坎的右角脚下，有一株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几乎要两人合抱的木梓（乌桕）树，它躬着腰，用自己的身体拼命的扛住石坎，生怕其垮塌下去；树冠象一把撑开的大伞，遮住茅草房；房前的稻场窄得散不开一床卷簾；不规则的大石块砌成的台阶歪歪扭扭没有直线，凸凹不平；房屋的土墙粗糙得不见一点儿光滑之处，加之长年的风雨浸蚀，已脱落得大坑小窝，轻轻一碰，往下直掉土渣，还有无数弯弯曲曲的裂缝，宽处可以伸进拳头，眼看就要坍塌下来的样子，但是它硬撑着，好多年就这样硬撑着，终于没有倒下来，而且一直撑到二十世纪末，直到它的主人在另一个地方有了新居，它终于光荣的完成了大约是一个世纪的历史使命。
老一代的人们，一讲起艰苦、困难，无不摇头叹息的是1959年，这一年同样也是这间茅草房最凄惨的一年，它的男主人，因为贫病交加而壮年早逝，留下他的妻子：一个身材不高、圆脸微黑、头发向后挽纂、大襟布衫大脚裤的女人，带着四个女儿春、珍、菊、芬，成了一个“女儿国”，这一年，春十二岁、最小的芬仅五岁。 那年代，什么事都称大，比如大钢铁、大食堂、大跃进，还刮一种什么“大集体风”，结果给老百姓带来的是连续几年饿肚子的灾难。一个弱女子带四个孩子的家庭，严重缺粮！在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二两、三两杂粮的情况下，母女五人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而且要掺进多半野菜；母亲要让女儿们多吃点，因为孩子们要长身体；懂事的孩子们要让母亲多吃点，因为母亲白天要参加集体生产，晚上要做家务，每天只能睡小半夜觉，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人肩上；象长在岩石、路边的豆瓣草顽强地抵抗天旱一样，无论怎样艰苦，求生存是人的本能，烂苕渣、鱼腥草，葛藤根、葛藤叶……，凡能保住性命的东西没有不吃的；最难过时，以喂猪为名，到国营酒厂去“求爹爹、告奶奶”地讨回一些酒糟，晒干磨面，算是最好的粮食，借以度日；直到1962年，上头又说可以种点自留地了，大半年的汗水，才换来好几年没有吃到过的玉米面饭；随着女儿们渐长，母亲的劳累才渐次减轻，要命的困窘才稍微有所缓解。
1968年的七月，村夫走进了这间茅草房。那是因为这房子里的大女儿春，这一年满了二十一岁，到了谈婚论嫁、看婆姥的年龄。那个传说中掌管人间婚姻的月下老人，翻开了他的姻缘簿子，用红头绳一头拴住了春，一头拴住了村。
安排村夫睡觉的床铺在楼上，其实不是床，就是在一个椭圆形的大木盆（腰盆，它的形状象一个猪腰子，是专为杀猪用的）上搁铺板，放上被子；风呼呼的从墙的裂缝中吹进来，夏天倒是很凉快的；楼很矮，上下要尽量佝着腰；楼板也是活摇活动，轻轻一踩，楼下的灰尘就雪花飘飘，下脚稍重点，生怕楼板一断掉下去。
这姻缘也真就有些奇巧，春的母亲居然是村夫舅母的同胞妹妹，算来应是姨辈。没多久，村夫成了她的女婿，三个妹妹的大姐哥。岳母娘从来不大声说话，总是微笑着走进走出，一声不响地忙着她的家务事，她的女儿们也象她一样。
楼上的那个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床铺就成了村经常安歇的地方，日子久了，也不觉得矮，也不觉得窄，也不觉得冷，反而还有一种很温柔的感觉。
女婿就是半个儿。村夫自感肩上有了一种责任，每隔一月、两月、或者外出办事路过这一方，一定要到茅草房里来，看看岳母和妹妹们的身体可好，问问生活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做；逢年过节，以及每年三月岳母的寿诞，更要夫妻双双，以后有了孩子必需背上孩子来到这里；而岳母和妹妹们总是把村夫当作座上宾，吃饭时坐在首席；尽管生活仍然艰苦，哪怕只有一点点肉，一、两个鸡蛋，也要弄得体体面面，拿出来招待村夫，茅草房里一扫从前的死气沉沉，经常有了欢笑声，还有了一些难忘的故事。
日增岁长，珍随建走，菊跟元去，小妹芬把海搬到了家里。珍的建，菊的元，芬的海，加上村夫和春，每逢年头月节常常聚在一起，孤独的茅草房更加热闹，岳母娘脸上的笑容更多，那镰刀弯里的人们还都羡慕起她来了。
事随时迁。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起，这个国家的社会向前发展的好快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因之红红火火的了，小妹芬入了圣人门，站上讲台，拿着教鞭，敲敲黑板，给顽童们讲“人之初”，有了薪俸，买了新房，离开了那个乱岩卡；母亲还跨入二十一世纪，过了几年舒适的生活去世。她下面第三代人五男三女，有两个读了大学，一个高专，分散到了北京、上海、福建、深圳、宜昌，哈！居然占了小半边中国。
你看，这茅草屋与豆瓣草有无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