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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原创] 稿费漫笔(修改稿)

2021-12-23叙事散文达亮
古之士大夫,讲究“清高”,耻言金钱,非说不可时,称之为“阿堵物”。“阿堵物”原是口语中这、这个的意思;换言之是能堵心眼、堵眼睛、堵肠胃、还会堵塞灵魂的“那个东西”。稿费,在清末才出现,也就是近百年才有的新名词,以前有个雅称叫“润笔”。  我……
  古之士大夫,讲究“清高”,耻言金钱,非说不可时,称之为“阿堵物”。“阿堵物”原是口语中这、这个的意思;换言之是能堵心眼、堵眼睛、堵肠胃、还会堵塞灵魂的“那个东西”。稿费,在清末才出现,也就是近百年才有的新名词,以前有个雅称叫“润笔”。  

  我国古代虽无稿酬之名,却有“稿酬”之实,叫“润笔”。据明清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开风气之先的是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皇后作《长门赋》,汉武帝读后为之所动,陈皇后也因此赋得宠,司马相如得赏金百斤。那时还没有润笔这个规矩,陈皇后是以向卓文君买酒的方式赠送黄金的,后人只好说“作文受贿”,这“贿”字分量可能没有如今这么重,否则,司马相如也太不光彩了。司马相如以一篇《长门赋》得巨额稿酬,是因为他的读者贵为皇帝。又据《日知录》考证,东汉蔡邕以文学、书法冠绝当时,尤擅长制作碑文题记,上门求索者甚众,“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六《文字润笔》中说:“作文受谢,自晋、宋(这里是指南朝的刘宋政权)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此说不妄。 润笔之风至唐大盛,唐朝的韩愈和李邕堪称获润笔之利最丰的两人。韩愈是古文大家,李邕是书法圣子,当时上至帝王下至权贵,皆以得其碑文为荣耀。他们专为名公贵卿写碑铭,“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刘禹锡《祭韩吏部文》);817年唐宪宗擒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特命韩愈撰《平淮西碑》以纪其盛,赏赐“绢五百匹”。李邕给权贵制作碑文更是钱无数。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得采绢三百匹。利之所在,人争趋之,《蔡伯喈集》记载,竟有为年仅十五、七岁者作碑文。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称其“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 杜甫观察之情,结裹之妙,委实入木三分。  
  古人对待稿酬的态度迥然不同,有的重人格意气,以鬻文受酬为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修香山寺记》中,就翔实记载了他反复谢绝老友元稹作墓志的报酬,不成后遂将其捐献用于修葺香山寺之事;元家给他的“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他全部捐给了香山寺,并称“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元稹的字)”,堪称君子之交的典范。在唐之前还是有稿酬的,但不叫稿酬,叫润笔。韩愈文章写得好,所以有人登门送上润笔,求他写墓志铭,韩愈写的墓志铭没留下几篇,反倒落得个“谀墓”之讥。吴沃尧的小说写得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问世,名声大噪,有药房送来三百金让其写药效广告,他写了,落得个后人讥评他“早死十年是完人”的叹惜。稿酬究竟能带来什么?有的则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记载了唐文宗时,都城长安的文人争着书写权贵人家的墓志,竟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者”。《容斋随笔·续笔》卷六《文字润笔》中记载,“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居然嫌少)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邪?’”裴度无奈,“笑酬以绢九千匹”了断此事。更有甚者,宋人赵德麟撰写的《侯鲭录》中记载了一个叫马逢的文人,为了使自己书写墓志铭的生意兴隆,竟天天盼着人家死人。有道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再者,鸟儿的翅膀若系上黄金,鸟儿也飞不高远,其命运可想而知。  润笔之风代代相传。民国年间,最耸人听闻的特例,就是黑社会巨头杜月笙做寿 ,要找个最有声望的人写“寿序”,选中了章太炎。章老夫子给他写了《侠而儒者》,据说杜给他三万银洋(一说是五万),此数价格不菲,可谓近代润笔之峰巅。     至于稿费,性质与润笔几乎完全不同,香港称卖文为生者做“爬格子动物”,换言之为“爬格子的经济动物”,悲悯之情跃然,说得好听些叫“笔耕”,“笔耕不辍”,形容其辛苦。稿酬是现代名词,一般指新闻、出版机构在文稿、书稿采用后付给著作人的报酬。据木斋《唐宋词流变》(京华出版社,1997年11月版)所载,作家大致肇始于南宋词人姜夔。姜夔之前,文人大多亦官亦文,或是亦隐亦文,总之,不以文章为生计。有宋以来,随着近代市井文化的兴起,开始出现了姜夔这样的以作词为生的生活方式,始开职业作家之先河。姜夔一生未仕,也没有考取进士,他因词而得妻,因妻而得家,因家而得友,一生漂泊,“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     历史上也有鬻文度日的关汉卿、罗贯中、洪升、曹雪芹等,但他们一生都十分地清贫。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穷得全家喝粥,最终穷病交加,死在家中。贫困的朱自清无钱买粮,活生生地饿死。这些历史上的伤痛,使得人们每每谈起,总会有“面苍然,发皤然,满腹诗书不值钱”的隐隐伤痛,像姜夔“因词而得妻,因妻而得家,因家而得友”者毕竟少之又少。鲁迅先生在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一卷161页) 也许是鲁讯先生提醒了当今名人,要么稿费也不会那么疯狂,动辄千万、百万的作家、名主持人大有人在。当时在作《娜拉走后怎样》报告的鲁迅先生是否会想到:如今名人稿费也疯狂!

  近来出版界最受关注的热点,莫过于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上)以首印55万册、版税14%的稿酬的竞标,结果交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于是三部《品三国》净赚500万的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并在传媒的炒作下不断演变。再加上《王蒙自传》以200万预付稿酬交给花城出版社的消息,于是, “学术明星”一夜暴富、作家开出天价稿酬等等,惊呼四起,而一时之间,原本清贫的散发着书香气息的写作在民间似乎一下子变得铜臭起来,网络不计成本的言论几乎都指向了作家们的“生财有道”,并对出版社在巨额稿酬支付下的利润空间表示同情。

  在此之前,中国作家中上百万稿酬也有先例,历史小说家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一书的稿酬为350万元。80后作家中韩寒的《一座城池》和安妮宝贝的《莲花》也都拿过百万的稿酬。余华的《兄弟》上下部累计发行百万余册,稿酬也在百万以上。

  八十年代我国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6~15元,九十年代改为10~30元。但现有报刊付给作者的稿酬,高的千字80~100元,低的千字30~50元。至于专栏文章,最高的是王朔每字5元,低的千字百元左右,一般水平在150~200元之间。依照市场规律,一些经济效益好的报社杂志社或出版社每千字发到100元左右,高者如《知音》杂志,特别稿1000元/千字,一般稿300~500元/千字;《家庭》杂志千字600~1000元,重头稿8000~15000元/篇。香港刊物发表文章,据我所知,千字约为200港元,香港的《号外》杂志,千字五百港元,前期也是千字千元;台湾报刊杂志一般为每千字在600台币左右(折合人民币141元),杂志一般是千字800台币左右(折合人民币200元)。据我2003年在台湾《人间福报》的稿费,新台币4650元(折合人民币1095元),由此得知,现在台湾《人间福报》稿费也就是千字百元左右。我曾从美籍华人《明报》编辑曾宁女士得之:《世界日报》一千字大约20美金,《侨报》一千字大约10美金,《星岛日报》是只收800字的文章,每篇15美元,尔后还要上三分之一的税,所以到手的没多少钱。《明报》副刊,一篇五六百字,10美元,2005年笔者在该报曾开《滴水禅思》专栏,稿费也是这个标准。美国的《多维时报》,稿费比《侨报》高,但也不过20多美金。稿费高低相差悬殊由于杂志及报刊的销路差别悬殊,所以美国的稿费也就高低不同。由此可见,国内和域外稿费标准的确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笔者业余时间有爬格子的嗜好,偶尔会有“豆腐块”发表在海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因是“豆腐块”,所以稿费也不会太多,每篇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最多的也只不过二千元左右(曾在香港、内地各发表两篇)。     2003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落叶菩提》,千字四十五元;同年在香港101出版社出版的《蝉心》,千字六十元;200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潮州开元寺》一书,千字达百元左右。千呼万唤始出来,历经两年的《滴水禅思》、《心灵渡口》两书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稿费虽稍低些,千字五十五元,已不错了。看到自己的同行或自己的长辈,有的书稿束之高阁,有的是自费,自己颇感幸运之至。

  1993年的夏天,记得第一次拿稿费,是一首古体诗,稿费3元。当时的心情,犹如在沙漠饥渴的人见到了水,兴奋不得了,简直是要跳了起来,惹得周围的人投来奇异的目光。在此后的日子里,周围的人对我有的钦佩,有的羡慕,有的恭维,有的讥讽,也有的嘲笑,更有甚者如此嘲讽:“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码了几个字,谁不会呢?我才不缺少那几块钱稿费呢,省得自己满身铜嗅味。”此类等等,我一笑了之。     诚然,人不能被别人所左右,也不能因人言可畏而退缩,否则,阮玲玉的悲剧就会在自己身上重演。庆幸的是我没有人言可畏而退缩,至始至终无怨无悔地如此执著自己的菩提人生之路。成绩菲然另当别论。

  为己写作,至始至终,不亦乐乎。在当今出版业如此艰辛的境况,竟出版了几本专著,且都有稿费的,已感到很欣慰的。这是对自己最大的首肯,当然也换来一些不理解的目光及责难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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