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徐徐流淌

　　　徐徐流淌这几个字，在我大脑的沟回之中，已经翔泳了一段时间。流淌的姿势一开始，江河沟渠汩汩奔涌的水声，就马不停蹄追来，像剥开一个石榴，立即便会绽放出红宝石璀璨的光泽。逻辑的惯性，总是把流淌这个词汇同水捆绑在一起。剔除逻辑的骨骼，剩下的，就是由迂腐酿制的激素，曾经一遍一遍催生的呈现出杂芜状态的经验皮毛。得出这样的感觉，是在一个周末，阳光从窗户玻璃严密的阻隔中挤进书房，一寸一寸在我的书本上蔓延，然后从每一个文字的表面掠过时的徐徐流淌姿势。太阳光特别有物质感，可以把它笼罩之下的所有物质，都加重分量，加重颜色。趴在窗户上向外望去，起伏的山峦由近到远呈现出翠绿，青蓝和灰蒙蒙的色泽秩序。即使是在阳光下碌碌穿行的人，也是被不同的色泽分类，在地里用锄头掘呀掘的，在路上背了箩筐走呀走的人，都是属于铜质的颜色，而那些多半比他们岁数要小的，成天缩在办公室里写呀写的人，都是属于空调孵化出来的白色。看见过去熟视无睹，现在令我惊讶的情形，我才真正明白，不仅水会流淌，阳光，时间，山峦，大地，人也都会流淌，要么越淌越近，要么越流越远。 　　我经常从另外一个城市，隔三岔五地回到昆明，或者说历史让我有了机会回眸，我准会惊呆了眼，想不起自己是怎么来到了这样一个全然不同的地域。许多久别重缝，落叶归根的人，应该都有这种体验。在昆明干爽的清风吹拂下，绚烂的阳光生出热量稍加鼓动，活力就会跃出楼宇，跃出地面，跃出滇池，跃出邛竹寺茂密的树林，跃出钢筋、混凝土、玻璃、塑料、电缆、化纤、过桥米线和一切物质性的实体，聚成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在膨胀中疯长。那些漫游中的，无边无际的灵异元素，此刻都在我的身体外围汇成了奔涌的趋势，不可思议的震撼力，应该就是从流淌中孕育宣泄而来的。在虚空的流淌里，我像手中牵了线的风筝，被灵异元素，或者用类似印度佛教哲人的话来说是脱落了身心的意象指引，开始在流淌之中寻觅一条短捷的支流，以便载浮我的躯体，重新进入到熟悉的人流里，截获一段流淌形式。这段流淌的形式，曾经在我年轻的身体里，引发过我血液流淌的共鸣声音，它就是我的大姨，一个在别人眼里，包括我的父亲母亲的眼里，被当作是疯子的人。一点都不奇怪，父母没有引起过我的血液共鸣，真的，虽然我与父母一脉相承，父母却在我心像上一个十分遥远的沟渠里流淌。 　　每一个人都在时间的长河里流淌，然后，在被叫做历史的河床里，留下一些走过或是抓过的痕迹，杂芜混沌。这种流淌的情形，莫衷一是，全然谈不上理性，属于个性机缘的偶遇，好比昆明春夏的天气，先前还是艳阳高照，眨眼就可被“一雨变成冬”的气候取代，以至于在这种变化频繁的天气下生出的草木，也呈现出固执而又贪婪的杂芜状态，没有莫斯科郊外路旁的白杨树，齐刷刷地抬了头仰望天空浩荡走过的云朵时的规范景象，让人看着舒服。大姨就是一个让人看着不舒服的人，一个像荒草一样的人。这是脖子系了一根红领巾的我，在家里吃午饭的时候，不小心把几颗饭粒撒在了桌上，父亲立即瞪大了冒出火苗子的眼睛，准备举手掴我耳光的瞬间，母亲赶紧一边用筷子敲打我的饭碗，一边忆苦思甜从嘴巴里说出来的。母亲前边说的什么我记不住了，后面几句是：你的大姨，从小就不安份，害怕跟着你外婆起早贪黑推豆腐维持生计，偷偷逃离彝良，跑到昆明，以为可以享清福了，结果自作自受，变成了疯子。我胆怯低声问母亲，大姨跑来昆明干什么？目的是为了转移父亲愤怒的视线。你他妈的还有闲心问这问那，父亲拍了桌子接着对我威胁说，你以为老子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这钱和粮票是老子在机关天天被人批判围攻，把脸抹下来装进裤兜里忍辱含冤挣来的！以后吃饭要是再把饭撒在桌上，老子把你撵出家，让你小子去蹲街沿，要不就把你也关进疯子住的黑房子里！话毕，父亲拂袖而去，母亲也走了，只留下一堆罚我要洗的碗，还有凭了想象，在我脑海里的大姨的影子，向我亲切招手。 　　现在我才知道，这就是历史的深邃了。流淌的过程，总是把过去，推入时间的黑洞，大姨的许多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场面，也被掩埋在了时间遗忘了的荒野里，除了留下一个疯子的外壳，野草般随风摇曳。同样像草一样摇曳的我，是否就是大姨的感念，在冥冥之中，灌注到我躯体里的一种表征呢？要不我怎么在那个时候，天天在心里除了天真，就尽是些鬼簇拥着鬼的热闹场面，滋生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动机，于是惹事生非闯祸，给我那个自尊心极强的老子的脸上，涂抹了诸多的污黑痕迹，然后在饱尝了我那个老子的一顿顿拳打脚踢的皮肉之苦后，独自躲在暗处哭泣时，从没有见过一面的大姨的影子，总是会像我曾经在庙子里看见的，用莲花雕塑做成的烛台上，蜡烛燃烧放出来的光影，清晰而又温馨。确实，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莲灯一样的大姨，就一直是在我的心里流淌，险些就要唱出歌来。 　　孩提时代的我，懵懵懂懂，并不知道大姨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影子，是暗藏着某种流淌机缘的。否则怎么解释为什么在挨打之后，脑海里出现的是她的影子，而不是别人的影子呢？为什么父母都看不起的大姨，偏偏就在我的脑海里生了根呢？带着孩子看待一切都是十分新鲜的眼光，在一个阳光把一切物质都丈量得十分明媚的下午，缠了母亲领我去看看被关在黑房子里的大姨。要说，我的母亲是具有类似抗日战争时期丛林共产党员的素质，只是在去大姨居住的那间黑房子的路上，母亲每一次迈出的脚步，都仿佛是我经常孩子气的，把几块石头，或者一两枚铜钱，在泥地上前途未卜地扔来扔去的情形。母亲所焦虑的，是我缠她带我去见大姨，会出现什么结果。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行走在路上的母亲，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她仿佛是正走在通往底比斯王国的路上，离怪物斯芬克斯守侯的那个十字路口越来越近了，恐怕回答不了斯芬克斯给出的谜语，遭致被怪物吃掉的担心，也就越来越强烈了。这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儿童时期，因了一次刺激，憎父甚至可能变为幼稚而痴憨的杀父妄想的俄狄普斯情结，是最有力的一个情结。这是后话了。那个时候，我只是感觉到，母亲时时下意识地把我的手牵得紧紧的。 　　走进盘龙江附近那条铺满了青石板的小巷，太阳说没就没了，四下里阴沉沉的。在一片低矮瓦房中的一道上了大锁的木门前，母亲停下了脚步，叫人拿了钥匙开锁。“叽——嘎”一声，木门开了，一股刺鼻的恶臭和水果的腐味，陪伴了大姨寒冷的眼光，扑到我们的身上。刀锋一样的眼光，是从大姨十分秀气的眉棱下发出来的，这道眼光，在大姨因了终日不见阳光而变得惨白的脸颊，以及脸颊因了长期的营养不良而消瘦成有棱有角的轮廓映衬下，有了咄咄逼人的力度。我的母亲被这道眼光刺痛了，做出了略略侧身避让的姿势，暴露出了躲在母亲腰杆后面的我的小脑袋。奇怪的是，大姨刚才刀锋一样的眼光，在看见了我之后，竟然一下子就柔和成了一根细长的蚕丝，并且大姨的眼圈立即就红了，湿润了。为了不让我的母亲看见，她迅速把头扭到了一边，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看大姨，还有她生活的这个黑房子。轮廓很深的长相，特别是咬肌坚硬而使得颌部呈现紧张状态，并没有将她年轻时应该是很动人的容颜，彻底湮灭。双手裸在宽大松垮的褪了色的衣袖外，骨瘦如柴，上面布满了黝黑的藤一样的筋脉，杂乱地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屋内一张吃饭的小木桌，还有靠墙放置的一张旧木床，以及沿墙四周，都被大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捡来的小石块，瓶子，破布，树叶和杂七杂八的垃圾，堆填得满满当当，使得原本不足五平米的房间，更加狭窄拥挤。木门左侧的那面墙上，开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口，三根木条纵向嵌在框上，算着是窗户了。此刻，大姨的眼光就是从这个窗口向外面望着，即使除了瓦檐，还有对面房子的墙壁外，大姨连自己头上的天是什么颜色都看不见，她还是倔强地朝了外面望着。从现在的回忆来看，大姨倔强地朝了外面望着的姿势，绝对就是她的身体还惯性地保持着遗传的秉性，是经过了风风雨雨的吹打演变，最后留存下来的动作。这种动作的本意，大约就是要摆脱某种束缚。大姨想要摆脱的束缚是什么呢？ 　　说大姨是鱼缸里的一条鲫鱼在游动，已经是我当时能够想到的最奢侈的一种形容了。真的，那间小屋连鱼缸都不如，鱼缸至少还能够让光线透进来。这间又黑又狭窄的房子，把大姨的流淌凝固了。自然，当时映入我眼帘的，就是我所能够截获到的一段大姨的凝固了的流淌形式。至于大姨是怎样流淌到这间黑房子里来的过程，还有她在流淌进这间房子之前的遥远过去，又是以如何的形式流淌，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的时候，大姨在做什么？1950年昆明解放的时候，大姨是不是也和那些赤脚挑夫、推着苏式大单车的工人、拉着黄包车的车夫和穿旗袍的妇女一道，站在碧鸡坊下那镶满了青石条的金碧路上，迎接解放军的入城？大跃进时期，大姨该不会也像其他工人一样，挥汗如雨大搞基本建设？我根本就不知道。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好奇心，让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瞄准一个机会，背着父母再次悄悄溜到大姨这里来。 　　机会是英国前首相西思带来的，你说玄还是不玄。那天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了。那天也是西思到翠湖公园游览的一天。公园里玩着闹着的娃娃，听说有外国人来了，一窝蜂地跑去看稀奇。要知道，那个时候能够遇到一个外国人，还真不容易。我也跟着跑了，母亲在背后喊都喊不住。我不是去看稀奇，而是乘机溜出公园，跑去见大姨。大姨见我独自跑来，屁股后面没有尾巴，眼睛立即就放出了灿烂的光芒。我敢说，这样的光芒，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的，比太阳还要绚丽的光芒了。大姨从小得可怜的窗框里伸出手来抚摸我的头，见四下无人，才低声细语地回答了我一连串的疑问。大姨对我说话的时候，脸上始终挂满了和蔼的微笑，眼框里也始终充满了泪水。她根本就不是疯子！这是大姨给我的最大惊讶。大姨说她不是怕吃苦逃离老家的，而是暗地里结识了一个好像是地下党员的人，后来才跑到昆明找他，打算跟着他干一番轰轰烈烈翻身闹革命的事情。哪知道那家伙是一个油腔滑调的骗子。失去了立足的依靠，大姨只好进了纱厂当童工。也是在这间工厂里，大姨才真正接触到了地下党组织，并为党组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中大姨为党组织做得最隐蔽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当童养媳的名义，潜伏到一个官僚的家里，伺机收集一些消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竟然成了牵连她一生，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一口黑锅，更麻烦的是，和大姨单线联系的那个地下党员，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大姨的眼泪终于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啦啦地全部落下来了。今天替大姨想想，那种跳进黄浦江也洗不干净的滋味，确实苦涩难受。文革期间，大姨接受大会小会批斗的次数，比她每天吃喝拉撒的次数还要多。外人这样对待她，她还可以理解和接受，要命的是，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对待她的，并和她划清了阶级立场的界限。大姨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既不堪忍受，又不愿意连累和伤害了周围的亲人，于是才想出了如是的下策，装疯卖傻。 　　话还没有说完，大姨突然中断了语言，不是大姨发现有人走来了，而是大姨觉得不该和我这个小孩子说这些。她有些后悔，一再地要我保密，并用手指和我拉了勾。看得出，大姨还是十分想念当年那个与她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的。大姨的内心也是十分虔诚的。大姨的虔诚是朴素的，朴素得如同圆通寺里缭绕的烟火。许多委屈和冤辱在她的心里想清楚了之后，她平静了下来，眼睛里也没有了先前我看见的泪花，只是一个劲催我赶紧回家，还说她也要回家了。当时我不明白她要回到哪里去，是老家？还是昆明的佛教圣地圆通寺？现在我回头琢磨她的那句话，才有了点名堂——她是要回到在她心里皈依了的佛门，凭借她满屋子里堆积着她捡来的杂物，这些杂物也应该是有生命的，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生命，它们也应该有它们更好的归属之地的那种佛教崇尚向善的慈悲的线索。今天的我，也时常在归属的去向上徘徊，去不去健身馆，在小剧场里看美国大片还是在家里看DVD，读L·A·泊文的《人格科学》或读诺思特拉达穆斯的《诸世纪》，一切都没有定论。一个人除了物质上的占有和享用外，是离不开精神生活的，无论他在昆明还是在国外。我的大姨，她也离不开精神生活，虽然她天天被关在黑房子里。她要想摆脱的，就是那种像黑房子一样的，滑稽而又可笑的愚昧和偏见的笼罩。 　　在瓦檐下，隔了那扇类似换气孔的小木窗，我和大姨，一对俨然如忘年之交的老朋友，就是这样站立着，完成了一次非正式的心灵沟通。暖融融的感觉，是大姨和我拉勾的情形里传递出来的。现在的人聚会，大多是找点感觉而已，像大姨和我那样的沟通，已经不多了。贴心的况味，令我受宠若惊。受宠若惊，于我而言，确实就如同是打开了一道灵感袭来的大门，让我一下子就省得了孩提时代我猜想大姨感念我的那种想象，被证明不是空穴来风，这就好比今天我凭借佛门慈悲为怀的线索，推演出大姨装疯卖傻的动机，与过去流淌在我脑海里的莲灯一样的大姨的影子，是一致的。一想到莲灯，我就感觉到了大姨这段凝固了的流淌形式，是盈满了橘红色的光泽的。没有费一点力气，我就会把大姨这段留在我记忆里的，呈现出凝固状态的流淌形式，与那些虽然泛黄了，但却永远不会老去的照片，联系在了一起。忽然以为，大姨的这段凝固了的流淌，是一种充满了微笑的等待形式，是大姨用平静的心态，慈悲的心态，等待着在不同的意识渠道里流淌的我的父母，最终能够放弃自私和偏见，重新回归到人性本真的江河之中，随了时间，舒畅地流淌。这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凝固与逶迤，确实就是流淌的两种形式，这也应验了真谛与谬误，真挚与虚伪仅一线之隔的说法。只要稍加疏通，便可纠其偏颇，让二者融洽成一个和谐的世界。如是一想，我就为自己再次邂逅到大姨而找到了一个高兴的理由，同时也就感觉到了自己的身心，像随花绽放出来的清香，徐徐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