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记得的批斗大会

我记得的批斗大会
　　从71年到78年的春天，总是在隔三岔五地开批判大会、批斗大会。全公社的，全大队的，全生产队的。偶尔也来一次全县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开批判大会好，百分之九十的社员都喜欢开批判大会，可以丢下锄头犁头，抄起手手耍；只有极少数人不喜欢，害怕开批斗大会，因为他们是批斗对象，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说他们是极少数人，其实他们已经不是人，他们被显屁眼白的基干民兵抓住领口头发揪上台子，再被狠狠地按下脑壳，低头认罪。有时也五花大绑，有时也挨枪勾子、耳巴子和皮砣子。基干民兵大都年轻，根正苗红，世袭的暴力的火种在他们青春的瞳孔被点燃。 　　极少数人就是地、富、反、坏、右所谓“五类分子”。我的大爸属于“地”，尽管解放时只有十几岁，但他的老子是地主，他必须是。我的二妈则属于“富”，这个“富”不是来自我二爸，是她自己从她娘家作为陪奁带过来的，与我的大爸同出于一个男人的精子和一个女人的子宫的二爸因为穿上黄衣裳跟大部队去阿坝剿过匪，把出生给抵消了。还有我的父亲和我的幺爸，因为老子被镇压衣食无着，十二三岁就入了赘。李光泉是“反”，而且是教唆和现行，他的儿子“脑膜炎”偷了公社农科所的杂交玉米吃，又说了“以三项指示为纲是红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黑纲领”的反动话。 　　我总是一场不落地去到批斗大会的会场。我感觉批斗大会首先是一个聚会，盛大的聚会。我可以在会场上看见更多陌生的人、更多陌生的小孩、更多陌生的豆草和陌生的气氛。要是冬天，还有柴火烤，还可以吃到烧洋芋烧红苕烧玉米。运气特别好的时候，还能在别人的火盆边捡到一两颗花生。对于小孩是这样，我想对于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可以不劳动，可以耍，可以见见亲戚、熟人，没准还可以见见老相好，没准还可以跟老相好去会场后面的猪圈里或者玉米林里打个啵儿什么的。我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开批斗大会都是有快感的，极少数人被专政，被揪，被抓破衣裳和脸皮，被弄得低头认罪，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那该多么的刺激多么的过瘾，也是多么的解恨多么地解压。极少数人被专政，大多数人就安全了。更不要说有女五类被撕破了衣裳、漏出胸脯或者屁股带给大多数人的快乐了。 　　批斗大会的天空总是阴郁的，堆积着均匀的黑云。我从不记得有过阳光明媚的批斗大会。黑云是革命的征兆，是阳光灿烂形势大好的必要的背景。有时黑云压得很低，压过了半山，但也不排除远方某处漏着一绺碧天，它狭，它亮，像一道裂口。有时飘着雪花，或者下着冻雨，雪花或冻雨在极少数人身上堆积，也在大多数人身上堆积，极少数人冷的时候大多数人也冷，只是大多数人有自由、有权利，可以把手伸在柴火上烤，可以搓手、不停地在原地跺脚，而极少数人不能，他们只能像树桩、像雕像站着，而且只能是被打倒的树桩和雕像。有女民兵突然从人群中站起来换起口号，大多数人齐声响应。我认识那个女民兵，她也是铁姑娘，我好几回从沟渠里过，她都在打炮眼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万岁！”每每喊口号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抖我身上的雪或冻雨，顺便了望会场另一角的小丽。 　　开批斗大会的当天晚上，一定是要放映一场电影的。我对电影的兴趣一点不压于对小丽的热情。雪白的电影挡子刺激了我的想象，让我总感觉可以穿过它抵达遥远的梦境般的世界。虽然电影提供给我们的大多也是革命战争与革命斗争的情景，一种被坚硬的我们不懂也不指望懂的信仰穿刺的情景，但我们仍然贪婪地咀吸着信仰周围的血肉。我大爸之流的五类分子是没有权利看电影的。钱书记陪电影放映员刚喝过酒，红脸胀脖子出现在八百瓦的白炽灯下面，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较平常更多的色淫。放映机正在倒片，吱吱的响声匀净而湿润。钱书记身旁又换了个女知青。整个场子都黑了，只有钱书记那一坨亮着。人们都站了起来，齐刷刷望着放映机。那两个转动的碟盘是多么迷人，三四盘胶片放完就是一部电影了。片倒好了，钱书记开始讲话，某某人某某人不能看电影，某某人里就有我大爸的名字有我二妈的名字。有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不肯离开，电影迟迟没有开始。场子出现了局部骚动，有人开始清场，有人推攘，有人尖叫，有人哭泣。听见棍棒的响声，听见满场的哄笑，听见急促的喘息。我为这个迷恋电影的脸厚的“坏人”担忧，他（她）为什么不能像我的大爸根本就不到这个场子来，一个人在煤油灯下钻心地雕刻一枚篆书的私章。 　　生产队的批斗会更像一个家族审判，只是罪行并非是触犯了家法，而是依旧沿袭了阶级斗争的划分。大队或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远到更像是客串。革委会主任是打着手电穿过曲折的土路来的，他们在路上一定遇见摇曳的杉树林和黑黢黢的坟堆，他们说他们不怕鬼，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但只有鬼才晓得他们究竟怕不怕鬼。大爸的母亲已经70多了，是生产队的头号敌人，她不过80斤重的身体总是以“地主老婆子”的名分镶嵌在口号里，接着被揪上台子。大爸的母亲的表情是漠然的，她似乎见得太多，阶级斗争在她眼里不过是个小巫。大爸的母亲自然也是我的父亲的母亲，自然就是我的婆婆，可是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父亲从来都不曾承认过这个母亲，我们也从未承认过这个婆婆。只是有一两回，我的外婆在提到她的时候说过“你们的高头婆婆”。我们的高头婆婆？当初我是很惊诧于这个词组的，也很困惑，但时间久了，提到的次数多了，我们不接受也接受了。“为啥子要叫高头婆婆？”我这样问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只是笑，不回答我。高头？她的头很高吗？我看又不对；她住在我们上面吗？我看也不对，从我记得，高头婆婆就跟大爸住在我们家老屋隔壁，房子连着我们家房子，家里本来还有一个我们叫着大妈的瞎子、一个跟我大哥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但不久瞎子大妈就死了。有很多年，我一直以为那男孩子是我大爸的亲生儿子，我的确听见他叫我大爸大大，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他是我大爸收养的。高头婆婆在台子上站久了，便向队长要椅子坐，她说“我已经是73的人了，又是尖尖脚，再站我就倒下去了”。队长看了一眼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同意给一把椅子。高头婆婆坐在椅子上，出过一口大气，想把她的小脚脚抱到怀里揉搓，被制止了。“地主老婆子，你不要吃了五谷想六谷！”队长厉声说。厉声是厉声，可队长自己先笑了。高头婆婆也笑了，但笑得很老辣。这样的批斗不说有几百回了，也有几十回了，检举揭发早已省略。社员们该喊口号就喊口号，该哄笑就哄笑，该撕玉米就撕玉米。那时候，生产队还没有通电灯，草屋里还挂着马灯。四盏，前后柱头上一边一盏。马灯的光透过沾了灰尘的玻璃罩子，还要透过潮湿的空气，等照在人的脸上，照在人们面前的玉米棒子上，已经有了浓厚的油画的效果。 　　我最早参加的批斗会就是生产队批斗我的高头婆婆的。我还很小，睡在玉米棒子堆上，或者睡在麦堆上，看大人的事，怎么看都觉得是一场游戏。高头婆婆用她的圆规一样的小脚脚走过路口的时候，我从来不为她担心，我甚至有点羡慕她，羡慕她已经70多的人的还当主角。看见她要了椅子坐下，我的心便开始发毛。在我幼稚的眼睛看来，阶级斗争应该是严肃的，不应该被当成儿戏。一个“地主老婆子”居然像电影里解放前的地主老太太一样派势，我是不能理解的。或许我们心里对我们的高头婆婆是有恨的，真的恨，虽不是什么阶级仇，但也是家族恨：她为什么对我大爸百依百顺，对我大爸收养的儿子百依百顺，而对我们、对我父亲却是不依不饶？我们都看见的，她把我们的家的柴往他们家抱，把我们家的鸡往茅坑里赶，把我们家樱桃一竿竿往地下打。我们都看见的，她是有心有爱的，但不是对我们、对我她的三儿子，而是对她的大儿子。有一回，也许是她前一天刚扯我们家园子里的蒜苗，我躲在黑角落里扔出一个玉米棒子去打她。她，我的高头婆婆，给了我父亲生命的女人，却表现得与我的父亲、与我们全家是那样的无关。在院子里看见我们，她是极端冷漠的，我们也是极端冷漠的，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只有我的外婆是个例外，她会对她笑，与她说话，问她身体好不好，即使她不笑，我的外婆也要笑，要是几天没见她从屋里出来，外婆就会端了什么好吃的过去看她。为此，我的父亲没有少呵斥我的外婆，但我的外婆不听，她总是这样回答我的父亲：“她再说是你妈！” 　　我的高头婆婆一直活到了89年，比我的外婆还多活了两年。我的外婆是民国元年的。她老唠叨她是民国元年的，我就记住了。后来我学了历史，知道民国元年是1911年，就一次次核算她的年龄。高头婆婆很老的时候，我的大爸已经死了，大爸的儿子也已经死了，家里只剩儿媳妇（就是我们叫玉芳姐的女人）和两个流鼻涕的孙女儿。她坐在屋檐下晒太阳，脱光了上身，两只乳房吊着，像两张笋壳，或者像两个喝干奶之后的软塑料袋。她已经不能走了，爬也要爬出来。我几次看见，整个人都会不能已地颤抖。我似乎预感到了她的血液干涸的身体与我身体的某种联系。她的干瘪的奶子也让我生一些想象，对我爷爷的想象，对我父亲和他们四弟兄的想象，我的爷爷是怎样地迷恋过、爱过那一对奶子！我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是怎样地迷恋过那一对奶子！我又怎么知道，还有没男人迷恋过甚至得到过她的那一对奶子呢？在过去的时间里，在后山长满青草、开满七里香而门前田野里油菜花盛开的时间里，我的高头婆婆的奶子里可是装满了青春、美欲和奶水，她的男人在与她共同的时间里享有着它们。那是一段在我们今天看来发黑的时间，事实上未必是发黑的，其实它比我们今天要明亮和洁净，就像我们老屋门前的江河，过去一定是要比现今纯净、丰满。我不知道她的男人被镇压的时候她是如何缓过那口气的，那时候她还不老，她拥有很多，就像我们今天先富起来的人一样，她甚至还拥有今天的富人没有的东西，比如善良。听我的外婆说，她原本是非常善良的，简直是菩萨心肠，后来变成那样，全在全家的变故。她死的时候，我没有回来，我在外地教书，我不晓得，我就是晓得也不会回来。但那天我确实听见雷声，在很晴朗的天空听见雷声，不是很响亮，但却很闷，拖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