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灵魂守望的故地

　　许是天气干燥的缘故，今年先后感冒了两次，一次是在两个月前，整整一个九月，感冒引起的咳嗽不断，吃了好长时间药才缕续好转。第二次是在上个周二，洗了头发，没有干透就出门了。乘坐的是那种小轿车，怕晕车便把车窗摇下，风沿着车窗鼓荡进来，拂乱了头发，着凉，是感冒的诱因。
　
　　老家有个风俗，就是每年的阴历十月一日，是祭奠先人的日子。不例外的，这天我和兄弟姐妹，十几人，各家备了汽车，从不同方向朝故乡的一座荒山集合。我的父亲，就在那山的上面安息。 　　经过三百多里路的颠簸，两个多小时过去，车子终于驶进老家的县城，大家匆匆到饭店吃了顿午饭，又到二叔家稍作停顿，便准备上山。二叔家里有些热闹，大姑从邹县回来了，老家的二姑也在。一屋子的人，也正准备去烈士陵园祭拜爷爷奶奶。大姑往年是不回来的，自从大姑夫去世后，她每年也要在阴历十月一这天给大姑夫上坟。大姑夫是得胰腺癌去世的，自幼出门在外，老家里已经没有了至亲。大姑夫去世后，殡葬在老家一户人家的一块地里，说好三年后才平坟头的，结果一年不到，坟就让主家给平了。大姑一家逢节的祭奠，只能在某一个地头，约摸着冲那个方向叩拜，烧一点纸钱。这样七、八年后，索性也不再去祭拜了。不就是一个形式吗？都装在心里了。她虽这样轻松地说，泪却汹涌地流出来。 　　二姑是奶奶的侄女儿，自幼跟奶奶长大，嫁人也是奶奶找人作的媒，一向对奶奶很孝顺。二姑也是孤身一人，二姑夫继大姑夫去世的后一年病逝，生活一直很清苦。逢节的时候，她从不先祭拜二姑夫，每次都是先到城里我二叔家，跟随他们祭拜完我爷爷奶奶后，再回老家给二姑夫上坟。二叔的家在这一天便特别地忙，打纸钱，做供菜，加上我们也时有到场，几乎成了一个大家庭的聚会。我父亲刚去逝那两年，我们每次回来，都会引起大家一场哀伤，这几年稍好一点，大家相见都不再哭泣，脸上也带了些欢笑。 　　故乡的山与沂蒙山区的山相比，并不太高，然而它却显得如此孤立：整座山依地势而起，缓缓的，四面却并没有延绵的趋势，远远看去像卧着的一头狮子。这是村里人们对山的形容。我看着，也像，却是十分萎顿的。在我的心里，它更像一垛石头的堆积，那上面几乎没有什么植被，在光秃秃的乱石间，长有一种黄草，除了烧火，还能打一种草笘，冬天铺在床上暖和。我小的时候，曾随父母到山上割过黄草，割到一捆，父亲就用绳子捆扎起来，从高处不断推下山去，一直滚到山底，再背回家。那时父母割黄草，主要是为了烧火做饭。冬天没有煤，也是为了取暖，村里人都纷纷上山割黄草。因为山上土壤浅薄，黄草生长的实在是太少，那有限的植被，便是这样生生给破坏掉了。可就是这样的草，也不能满足村里人的需要，冬天经常有人家守着粮食，却不能开火。山，像一个孤独无助的母亲，挺着孱弱的身体，养育着村里几十户人家，由于极度的贫困，养育的是那般的艰辛。 　　山脚下，在坑洼不平的石路上，我与二姐一边朝山上走，一边叹喟，时隔三十几年时光，眼前的这座山，比记忆里的更显得寂寞、荒凉了。说着，我们的眼睛朝山上搜寻着。正是初冬，黄草开始干枯，绒毛一样，几乎看不到它们的生存，除此，山上再也找不到一株树木。 　　小路离山很近，我们顺坡躬身刚走到山脚，便有叮叮当当的嘈杂之声传来。那座山，从卧狮的尾部开始，被采掘了好几个深坑，让人想起身体的皮开肉绽，再往上走，许多胡乱摆放的石料堆积在那里。五年前，这座山便成立了一座采石场，一年四季每天朝山下运送的石料源源不断。承包者是外地人，刚开始，村里没有人有能力购买采石的机器，那些外乡人便乘虚而入，承包了这座贫瘠的石山，石料是上好的青石，加工后可以盖房，砌路，甚至刻碑，修墓。采石工人都是本地人。村里人的生活从此开始好转，其他石料加工业便也由此带起。从此，连黄草都不再长的荒山，为了一方人氏的生存，没有了乳汁，又奉献出了自己的骨骼、肢体。从切割它的轰鸣机器声里，从撕裂它的隆隆爆炸声里，能够想象得出这座山的疼痛，能够感觉到这座山的无力的颤抖，父亲在这样的地方居住，我们开始心不安宁。 　　其实，算起来，父亲是一直借住在这里的。我们这个家族的长辈，从三十年代起便开始走向抗日的烽火，走向革命的战场。等战争胜利，凯旋而归，看着村里的人们在分割土地，分割胜利果实，同时，也分割去了我们家族的林地。爷爷去世在建国时期，作为第一批去世的革命功臣，政府将爷爷安葬在同样刚刚落成的烈士陵园里。奶奶去世后，亦合葬在了那里。没有了林地，十一年前父亲去世时，便借用了三爷爷家的一块好地作墓地，现在这块地已属于三爷爷家的小儿子，我的三堂叔所有，本来就瘠薄而少的土地，又让我父亲的墓地占了一块去，每次见到三堂叔，我们心里都有些亏欠的感觉，便用每次带些烟酒之类恶补。 　　我记得那片地上没有一块象样的墓地，因为按照县里规定，不能让死者的墓地占用活人的良田。印象里，父亲是第一个入住那片山地的，孤独地安息在那里，不能按照当地的风俗相伴在爷爷奶奶左右。就是将来，也很难说能携子抱孙。从今年春天开始，我们就有给父亲搬“家”的念头，炮声和嘈杂，使这里已不再是先人安息之地。然而，生于斯息于斯，是我们中华民族千年不变的思想，早已牢牢地烙印在每个人的脑海，特别是流离异地的人们。作为故土的回归，父亲是安心的，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怎能得到安息？于是，全家人商量决定，把父亲的骨灰迁回到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公墓，依山而建，离县城只有十几里地，离我们兄弟姐妹各家也近，这样，我们可以经常去看看父亲，公墓里，有父亲多年相熟的老朋友，老同事，在那里，父亲是不会孤单的，这也是我们相约回故乡祭奠父亲的另一个目的。
　　在山上，我们遇到二爷爷的儿女及孙辈们，他们是来拜祭二爷爷和二奶奶的。二爷爷是南下干部，文革时期，二爷爷从杭州市副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坚持回到这个偏辟贫瘠的小山村宁静度日，平时除了跟着儿女们下地务农，再不参与任何政事。二爷爷在父亲去世的三年之后作古，享年九十二岁。小时候就听家人说，我长得像极了父亲，而父亲又像极了爷爷，我爷爷和我二爷爷几乎一模一样的个头，长相。父亲逝去回乡时，二爷爷带着他们全家人出来迎接，那一次我才真正记住了二爷爷的样子，他身材高大，有些威严，一眼便知年轻时有多么英武。 　　二爷爷的孙子强也在，正在给父亲燃纸钱的小妹看到强，扑哧一下就笑了。我想起小时候，强经常来我们家要吃的，人还离我们家很远，声音就已经到了：阿娘，我要吃你们家的煎饼卷韭菜！天天如此，母亲很喜欢他。和二爷爷一样，强高大英俊，在市某部门工作，人不到四十五岁，眼神里却带了老练和沧桑。 　　下午三点多钟，给父亲上完坟，我们去了三堂叔家，他家在山下不远处。路上遇到给三爷爷上坟的大堂叔，人仍然精瘦，穿着也和往常依旧，看去生活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三堂叔的日子比大叔要好，牛、羊、鸡、鸭，一院子的牲畜。三堂叔年轻，承包了土地，还承包了果园，参与着几个石料场的部分加工，收入比整个村里任何人家都高。屋子盖得也高大敞亮，用彩陶瓦封了顶，地面铺了光滑的地板砖，与城里楼房建设的不相上下。只是那地板太脏，地面瓷砖上的花纹，几乎让跟脚进来的泥土覆盖。生活在农村，出门就是土地，怎么能与泥土分开？他们幸福地踏在沾满泥土的现代式的地板上，不像城里人那样对泥土充满厌恶，目前来说，泥土仍然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他们的精神崇拜。土地之于三堂叔他们，承载着希望，叹息，抑或有泪水。
　
　　坐下来喝茶时，我们给他讲了此次回来的目的，三堂叔并没有挽留的意思，而是说，这事可行，因为，三爷爷去世后，葬在父亲墓地不远的地方上方。随着石料场的采挖，三爷爷的墓地附近，经常让人胡乱地摆放了石块。据三堂叔说，就是因为这样，最近的几年也时有不顺，家里经常出现一些怪事，一向精明的大娘时常犯迷糊，上来一阵会疯疯傻傻，饭不知吃，水不知喝，靠大叔端了饭碗喂给。三堂叔的家人又病久不愈，让风水先生看后，才知是林地破了风水，经破解才稍好了些。三堂叔说，自然都知道这是迷信，他也将信将疑。
　　从堂叔家出来，离开时，我的心情有些沉重，坐在车里，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父亲的脸庞。我们这样的决定，父亲乐意吗？我们欲要带父亲离开的，毕竟是自己的故乡，几千年的陈旧观念，重返故土，叶落归根，这是中华民族永恒不变沿袭下来的习惯思想，这样的思想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我，因此就在离去故乡的路上，它像一根看不见的针芒，仿佛代表了父亲责备的目光，很深很疼地，一下下锥向我的心脏。 　　十四岁的父亲离开故乡，参军，打仗，一别四十余载，直到六十岁去世方得回归，父亲的离开和回来，无一不是表现得那么决绝和令人感伤。但，为了父亲，我们总得找一个可以让父亲永久安息的地方。然而何处，才是接纳灵魂的安然地？故乡，他乡？尽管我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父亲对于此生的别离，以及回归，都无怨无悔。 　　故乡那个贫瘠的山村叫郭家庄，赖以生存的那座山叫北山。七十年代，我父母下放于此地，度过一春一夏又一个严寒的冬天。九十年代，我那九十多岁的老祖母经常拉着我的手拍打着对我说：“敏儿，还记得咱们的老家郭家庄，还记得北山吗？”这位三十多岁就投身革命，一生清贫的老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受尽了敌人烧杀抢掠的惊吓和追杀，北山曾经是她与祖父躲避敌人无数次搜查和人头悬赏的藏身之地。她甚至至死不知道，她的长子，我的父亲已经先她而去，从此在那个叫做北山的地方安息。 　　“敏儿，还记得咱们的老家郭家庄，还记得北山吗？” 　　在战争年代恶劣的环境下造成两耳失聪，双目失明的祖母，就是在这样的回忆下，度过了九十四个春秋，北山如果有灵，便至今仍可记的年轻的和暮年的祖母。北山之于祖母她们那一辈，则印证着家仇，国恨，还有他们的青春，爱情，凯旋，胜利！ 　　有人说，人走得越远，就越牵挂着故乡；也正因为心中有了故乡，才能越走越远。我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