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叫“脱裤者”[重要]

　　　　　　　　　　　诗人不叫“脱裤者” 　　　　　　　　　　　　　金肽频 　　在公众场合，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诗人；但在中国诗歌界，我是承认的，因为我参加过《诗刊》社的青春诗会。不敢承认自己是诗人的原因太简单了，就是诗人在这个社会太不值钱，诗人像“垃圾”一样满街都是，令人感到恶俗的同时更加感到恶臭。当然，这不是诗歌本身惹的，而是诗人在发疯似的脱光自己，露出自己丑陋的“下半身”。前不久，当我青春诗会的诗姐、著名的“芙蓉姐姐”赵丽华陷入网络戏弄的重围时，一些诗人搞过一次“支持赵丽华(blog) 保卫诗歌”朗诵会，结果在这次保卫会上大出风头的又是一位“脱衣秀”！这下子赵丽华的风光又全让他沾了。 　　在诗歌里你可以疯狂，可以醉，可以死，但在生活中我一直遵循着做一个平平淡淡之人的原则。以致我刚开始做编辑时，有同事问我：“诗人都是屁颠屁颠的，你怎么这样冷静平和？”我笑了：“那是大诗人啊，我是个小诗人，怎敢呢！”其实，如果不是我今天看到也是曾参加过青春诗会的刘春先生写了一篇《印象中的青春诗会》，我是情愿在网络上沉默一辈子的人。不管网络是否可以让你一夜成名，也可让你香消玉陨。在网络这个大卖场里，我本想着当个永远的看客，但是有两篇文章让我不能。记不清是在一年前还是在两年前，我无意中搜索到一篇火力十足的文章：《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垃圾——〈诗刊〉社“青春诗会”批判》。作者洋洋数千言把被视作中国诗坛“黄埔军校”的青春诗会批驳得体无完肤，脱下了裤子还在朝别人的裤裆揣上两脚！不过这篇文章一入眼，就知道是个文字不咋地的人写的。别看他的理论很“强大”，结构“高屋建瓴”，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似洪水翻涌，卷得让人无法吐气，有让读者口瞪目呆之感。其实，我稍一留神，发现满篇的错别字，如 “诗刊社”错成“话刊社”，诗人“芒克”错成“芒先”、“阳刚”错成“阳钢”，“苍白”错成“苍百”等等，令人啼笑皆非。就像夜游者的一片梦呓，在他的文章里只有少数几位诗人侥幸成为“幸存者”外，这大概也是为了确保自己的长篇大论能给人一点信服之处，其他的诗人就如刀下鬼，在他的笔下无一能幸免。不过难怪的是，作者使用的是“董辑”这个假名字。一个不敢以真名实姓示人的人，当然只能躲在网络的角落里发出嚎叫。董辑对中国体制内的诗歌、体制内的诗人的批判，不过是为了博取网络朋友的支持和吆喝，加上网络也有着这方面最好的功能。就是已经成为中国朦胧诗歌历史的诗人顾城、徐敬亚、梁小斌、江河、舒婷等等也只能被董辑这个伪名者宣布为“满汉全席的垃圾品”。“几盘做工精美的朦胧诗菜挽救不了整桌宴席的狗屎属性”，这不是费厄泼赖式的恶骂是什么？假如人人都像这个董辑脱了裤子来骂人，那网络还能叫网络吗？还不叫菜市场或者杀猪场？中国体制性创作虽然不是令人尊敬的一种创作制度，但在现阶段，你能改变吗？就是笔者我前不久，也曾写过一篇《体制内的作家》的随笔，专门对体制内作家的惰性与创造性问题提出过批评，但体制内的作家是个不会迅即从历史中消逝的事物。刚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铁凝不也说，体制内的作家制度暂时是不会改变的吗？但只要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应该承认，体制内的作家也是有精英的，要不，他们获不了诺贝尔奖，董辑们是应该获得的。 　　脱别人的衣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脱了衣服来诅咒别人。只有泼妇采取这种行为。如果董辑是把自己视为比中国现当代这些诗人们还要伟大的诗人，那么你是不应该采取这种行为的。如果董辑出生在徐志摩的年代，你能写出比徐志摩抒情的诗吗？如果能，从济南的上空陨落的诗人应该是你了。如果董辑出生在解放前后，你能写出贺敬之郭小川一样的诗吗？如果能，那下放劳动、遭人批斗的应该是你了。如果董辑出生在舒婷北岛的年代，你能写出《致橡树》、《一代人》吗？如果能，那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应该是你的大作了。如果你出生在海子的年代，你能写出海子一样的诗吗？如果能，那么在山海关卧轨的诗魂应该属于你了。可惜，你让读者记住的是一个叫董辑的假名字，是一个举起一根棍棒就打倒诗坛所有诗人的“花和尚”。你可以尽情批评中国诗坛上的诗人，但你没有权利批评中国诗歌，因为中国诗歌就是被一群又一群的伪道者在掩埋着他们的上半身，从而让他们露出“下半身”。 　　最后我敢肯定的是，董辑是一个非常想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而他连门槛也无法迈进，看到一批又一批诗人进进出出，于是他便想以精神圣主的身份，在网络上聚众起义。他把自己对中国诗歌的不满都归咎于“青春诗会”，这是经过他苦心酿制的一篇大文。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董辑你可以骂《诗刊》的某个编辑瞎眼，或者几个编辑瞎眼，但你不能骂所有《诗刊》的编辑都瞎了眼（那样的话也等于白骂了）。而且我也相信《诗刊》编辑的大度，如果你董辑的诗写得让编辑们心服口服，他们也没有让你不去青春诗会的理由。只怕到那时候，你也要挨别人的骂了。“青春诗会的垃圾品质是不容质疑的，我不愿做更多的重复，好在民间诗歌的野火早已燎原，在此意义上，我欢呼网络的存在”，这些都是董辑的自我安慰之言。其实在现阶段，只要诗人没有摆脱大俗或者恶俗、恶臭等物质的边缘地带，仅仅作为自我的一种精神祭品，而在刻意制造着与时代、人民的距离，那么，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将缺少真正的好诗。 　　我参加过的第17届青春诗会是董辑点名批判的最后一届，当然也是批得最重的一届。青春诗会不是神圣的诗之天堂，读者是可以自由批判的。好在董辑点名时没有点到我的名字，是我的名字还没有达到被他“开光摩顶”（董辑文中语）的高度。细读一下董辑的文章，我发现还是异常形象生动的：“2001年第17届终于如期热气腾腾的出炉了，18人之中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当下诗歌的水平，甚至连中等水平的诗人都很难挑出来。”难为董辑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掉了几斤肉，令人心疼。如果对中国诗坛近几年的状况也有所了解的人，至少会看到，在参加过第17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当中，有一个叫李双的河北诗人，曾多次现身于《诗刊》上的重要栏目，并获得《诗刊》社的优秀新诗奖。还有曾参加过第17届青春诗会的诗人李志强正在《诗刊•下半月刊》做编辑，至少他们两位是不算我们这届的“垃圾”，算是优质品吧。所以，有这样的事实存在，我看到了董辑的批判文章后，只轻轻哑然一笑，没有勇气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或许也觉得没有资格来写这篇回击文章。令我有一个不解的地方是，面对这篇带着唾液的极端批判文章，所有参加过青春诗会的人为何集体失语？挨骂最重的第17届更是声影全无，是否愿意集体承受诗歌垃圾的顶戴？ 　　所以我发言了。我可能是青春诗会中的“垃圾”，但是愿意做一堆为诗歌燃尽最后一滴血的垃圾，变废为宝的垃圾。在《诗刊》青春诗会的大家庭里，即使是因为各种现实原因远离或者暂时离别了诗歌的诗人们，其实没有谁愿意做一次“诗歌垃圾”。 尽管我在参加青春诗会后这几年的主打产品也不是诗，但对诗歌精神的守望是一刻也没有停止的。“新传媒的便捷和民间的无序以及写作道德底线的丧失，使诗歌成了中国文学最混乱的下流舞厅和最热闹的股票市场，野心家、混子、痞子、小人、白痴、自恋狂自大狂精神病们汲汲于一堂，狂欢交响曲响彻云霄”，董辑对当下诗歌的场景描述是准确的，关键是怎样剔除这些“野心家、混子、痞子、小人、白痴、自恋狂自大狂精神病们”。没有一个清洁的诗歌舞台，当然就没有诗歌的盛宴与狂欢！ 　　查看一下《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垃圾——〈诗刊〉社“青春诗会”批判》一文输入网络的时间是在2003年4月。只是我在最近两年才看到。当然真正激起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看到刘春先生的《印象中的青春诗会》。作者从文章开始，极力表述自己从学生就开始崇拜青春诗会。但写着写着，他对青春诗会的崇拜突然没有了，原因是有了第17届青春诗会。刘春先生大段转摘了董辑对第17届青春诗会的批判，并注入自己的评述：“此届诗会由于大部分与会诗人‘面孔陌生’而招来颇多非议。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是吉林诗人董辑于2002年12月张贴在多家网站上的言论《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董辑认为与会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当下诗歌的水平，甚至连中等水平的诗人都很难挑出来’，有些诗人‘就是连多年浸淫诗歌的资深者都很少听说’。”紧接下来，把他自己“有幸”参加的第18届青春诗会高高地抬了一下，并不忘加上“据主办方说”，“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实力最为突出的一届青春诗会”。“在入选的14名诗人中，70年代出生的就有5人，这一现象在青春诗会历史上绝无仅有，可以作为新世纪以来‘70年代出生诗人’在众声喧哗中走上前台的一个标志。”多么的溢美之辞又一次被诗人用到自己的屁股上。当然一些读者可能不知，刘春先生就是7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这里，我愿意代他着重强调一下。青春诗会的主办方都是《诗刊》社，因此作为主办方的《诗刊》怎么可能大贬17届而独挺18届呢？难道参加17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不是《诗刊》社挑选出来的？依我对《诗刊》社诸位编辑老师的熟悉，他们是不会的，显然这是刘春为了往自己的屁股上贴金。董辑“大开杀戒”，是知道躲在暗地里的，用个化名，这位第18届的小诗弟比董辑更可爱了。换个角度想想也是，刘春先生若换了姓名，我们就不知道他是第18届青春诗会中的佼佼者了，是优异的“’70年代后”。其实，诗歌以年代来划分，在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这只是一些诗人为了使自己群体性地突兀于诗坛，从而实现整体性突围来命名的一种方式，结果就被人当作戴在头上的光环了。 　　青春诗会挨了非诗者的骂不可悲，挨了诗人自己的骂，就不能不说不可悲。当然，《诗刊》的品牌活动“青春诗会”年年都是要主办的，也得年年都要忍受非议。因为它太受人关注了！诗人啊，你不珍惜别的诗人没有关系，但是要珍惜自己。周作人的散文再好，再伟大，他能摘掉“汗奸”的帽子吗？王洪文的文笔不可谓不好，但那是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字，是万世不得翻身的文字。“诗歌垃圾”没有那么可怕，只是诗人不能去做不知荣辱不穿衣裤的文字客，那样，中国的诗歌难以打赢翻身战！ 　　向优秀的诗人致敬！向优秀的诗歌致敬！ （附录刘春原文：）
印象中的青春诗会
作者：刘春 提交日期：2006-2-19 11:40:00 ??我从2000年开始订阅《诗刊》，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想收藏每一年度的青春诗会专号。虽然这两年没有续订，但与其他刊物相比，我仍然非常关注这个刊物，每一年都会十分认真地阅读其中的“青春诗会”特刊。据我所知，还有不少人有我同样的爱好，包括一些国外的诗歌研究者，人们普遍认为，青春诗会是当年度诗歌创作人才的大检阅，是诗歌创作的风向标，只要是真正的诗歌爱好者，就不会愿意错过这样一个绝佳的了解中国诗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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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0年到2004年，青春诗会已举办了20届，作为中国级别最高、历史延续性最长的文学笔会，青春诗会推出了约三百名青年诗人，如今，这些诗人中的绝大多数成为诗坛的主要力量，少数人如舒婷、顾城、叶延滨、西川、欧阳江河、于坚等已经被写进了文学史。有人将其誉为中国诗坛“黄埔军校”。姑且不管这个譬喻是否恰当，但至少由此可看出青春诗会的巨大影响。 ??我是从1992年开始知道青春诗会的，一次，我在学校阅览室里读《诗刊》，河南诗人蓝蓝的诗歌让我爱不释手，随后我就看到了这组诗所在的栏目：“青春诗会”。第二年秋天，我在期盼已久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又读到了河北诗人大解的诗歌，这让我死心塌地地喜欢上了这个诗人的所有作品。然后是1994年的叶舟、张执浩，1995年的伊沙，1997年的李元胜……每一届都会有一两组让我心仪的作品出现。那几年，《诗刊》在整体上还相当保守，并不为年轻人喜欢，但无论如何，每年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是必读的。 ??也许是因为自己与诗歌界的缘分日益加深，我在2000年以后对青春诗会的关注面加大了一些，除了看由于会诗人的作品，还关注有关媒体的报道。2000年4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是第16届。这一届诗会一改以往在北京举行的传统，移师经济发达的广东肇庆地区，参加者有汗漫、殷常青、姜念先、刘起伦、陈朝华、老刀、江一郎、宋志刚等12个诗人。《诗刊》的一位负责人这样解释移师广东的原因：“选择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来广东举办这次严肃的诗歌活动，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相对于80年代的青春诗会，90年代中期以来的几届诗会的“重量级”无疑要差上一截，与会诗人实力悬殊，这一届除了汗漫、江一郎等少数几个诗人具有实力，有近半数诗人的创作并不引人注目。当然，这并不能影响青春诗会的巨大贡献——目前活跃的诗人中没有参加青春诗会的寥寥无几。 ?? 2001年8月，第17届青春诗会于在浙江苍南县举行，寒烟、马利军、李双、沈娟蕾、南歌子、友来、姜桦、李志强、叶哗、赵丽华、黄崇森、俄尼·牧莎斯加、金肽频、牧南、王顺健、东林、凌翼等诗人与会。此届诗会由于大部分与会诗人“面孔陌生”而招来颇多非议。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是吉林诗人董辑于2002年12月张贴在多家网站上的言论《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董辑认为与会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当下诗歌的水平，甚至连中等水平的诗人都很难挑出来”，有些诗人“就是连多年浸淫诗歌的资深者都很少听说”。 ??笔者幸参加了2002年5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18届青春诗会。参加本届诗会的诗人有鲁西西、黑陶、杜涯、雨馨、李轻松、张祈、张岩松、江非、庞余亮、哨兵、魏克、胡弦、姜庆乙以及本人，共14人。据主办方说，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实力最为突出的一届青春诗会。鲁西西、黑陶、杜涯、李轻松、庞余亮都是60年代出生诗人中已在诗坛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在这个名单里，黑陶由诗而文，其孤峭雅致的散文自成一格，引人注目；而杜涯的作品则是与会诗人中最令我认同的，她多年以前发表的《桃花》是我喜欢的诗歌之一。 ??除了上述60年代出生的诗人，生于70年代的江非、魏克等亦具有不凡的实力。此届诗会还有两个特征区别于往届。其一，作为“国刊”的《诗刊》开始注重宣传。中国最有影响的两家文艺类报刊《文艺报》和《文学报》均派了记者全程采访；影响广泛的《华夏时报》也与诗会进行互动，在诗会期间分三次将与会诗人的作品请资深诗人评点并发表。安徽电视台、《新安晚报》、《江淮晨报》等当地媒体也对此次诗会做了跟踪报道。诗会的所有内容也同步上网，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从“扬子鳄”、“或者”、“新散文”等文学网站浏览到诗会进程和各种花絮。其次是更大程度地关注有实力的青年诗人。在入选的14名诗人中，70年代出生的就有5人，这一现象在青春诗会历史上绝无仅有，可以作为新世纪来“70年代出生诗人”在众声喧哗中走上前台的一个标志。作为此届诗会的与会者，我唯一的遗憾是诗会期间初选上的拙作《基本功》、江非的《到北方去》、魏克的《到处都是魏克》最终没能在当年第10期《诗刊》“青春诗会”专号上露面，而是换为在内容上更为“保险”的作品。 ??作为中国历史延续性最长、主办者级别最高的文学笔会，青春诗会影响广泛、成就卓著，为推动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外界对青春诗会也不乏批评之语，前面提到的董辑的《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一文是我所读到过的言辞最为尖利的一篇，该文从第一届一直点评到第17届，认为青春诗会的与会诗人中，只有极少数是“选对了”的，其他的大多数人则是“垃圾”、“阿猫阿狗”、“省略号”；由于参加过青春诗会的某几个诗人后来“发达”成为官刊编辑，所以青春诗会是为这几个诗人办的；这个诗会“充满了错选、误判、糊涂和黑色幽默，充满了可笑的似是而非和标准”……总之，在董辑笔下，青春诗会之过远远大于功。其实，无论如何，即使仅仅凭着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大解、陈东东……这一批名字，也足以证明青春诗会的成功了。当然，从更长远看，最终究竟是青春诗会成就了这些诗人。还是这些诗人成就了青春诗会，很难说，我想，应该是双方面的吧。 ??尽管非议不断，但诗会还是要继续，2003年至2005年，《诗刊》照例推出了第19届和21届青春诗会专辑，又一批面孔或熟悉或生疏的青年诗人成为“诗坛黄埔”学员。和以前各届一样，他们的组诗和照片出现在刊物最显眼位置，每个人都踌躇满志，甚至据说有一个诗人自认为才比李白（而我却觉得他的诗味若嚼蜡），但十年后他们会成为诗坛上的恒星还是一闪而过的流星，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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