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深圳往事

深圳往事 　　今夜，我想深圳。一个我离开已经有一年多的辉煌的城市。2005年７月１２日，在深圳机场回头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还会回来；同时也是对这个已经在身后的城市说，虽然它未必在乎，和听到。 　　一个人的来，或者去，对这座城市无关紧要。前来送行的冉小林先生在从机场返回市区的路上一直电话询问：你感觉身体怎么样？我一直坚定地回答：没问题，你放心！我还想说；过不多久，我还会回来的。但我没说出来，一直没说出来，也许我心里确实没底。在深圳北京大学医院，医生说：你这病，一时半会不好治，得慢慢来。我不明白这慢，需要多久，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一年甚至更久，比如从那时直至现在。 　　事实是：一年多过去了，我仍然在老家寂寞地过着，想着，没有能力再回去。因为健康，也因为其他。
　　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和深圳，这座城市，我已经是三离三别，而且，每一次的身份和使命都不尽相同。
　　第一次，时间是1998年9月。这一次应该定名为：资本游戏，或者投资之旅。 　　这年秋天，和一位内地的老板朋友降落在深圳机场时，我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深圳，第一次感受南方潮湿而炎热的天气，第一次拿手机——还是大而重的俗称“大哥大”的模拟机第二代摩托罗拉，因为体积过大，装衣服兜里会来回晃，必须有个皮包装着，夹在腋下。 　　从蓝蓝的天上落到地面上，人突然像一支冰激凌，有一种被融化的感觉。抹一把脸，肌肉仿佛都是水做的，没一点质感。仅徒步经过入关检查的那几步路，感觉走在火上。我想，我这张黑脸，在深圳的阳光下，只有更黑，更黑。 　　此后的半年间，受朋友之托，我在这里，操控1200多万元人民币，跟一家坐庄的证券公司，从事股票投资。身份，应该是操盘手。其实所谓操盘，仅仅是卖出买进，自己不需要研究市况的，一切都是被动的。开始很刺激，看帐户资金沉浮盈亏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像喝了酒，每天晕晕忽忽地。时间长了，习惯了那种数字的变化。 　　我开始坚信，在证券市场：所谓钱或者财富，就是一堆数字的增加和减少。正因为如此，亏损和赢利，悲伤和快乐都不是很直观的，你做出买卖决定也不是过分困难的。如果以现金现场交割，我相信，亏损者和赢利者，都得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谁能够每天以麻袋装钱送出拿进？我想，谁也没这么好的承受力，尤其亏损方。 　　我们入市的时机不怎么好，正好赶上年底行情低迷。从９月进入到第二年年初撤回，在深圳，虽然小有收益，但相对于那么大的财务成本，仍然只能算是持平。 　　这一次深圳之行，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挚友的冉小林，当时的《深圳特区报》社资深记者，现在《中国证券期货》杂志的执行主编；某证券公司的葛总，他后来拥有一家资本过亿元的投资公司，目前在上海，偶尔还电话联系，相互问候；我在大学时的一位老师，当时在深圳的专业投资人，目前在加拿大，据我估算，在我们认识前后的三年间，他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收益大概有5000多万人民币，在2000年中国股市全面调整之前，他全身而退，移民加拿大，今年７月回到国内，我们有过几次电话交流，他现在主要从事国际资本投资。 　　1999年9月，从初到深圳给朋友帮忙到回到我原来的报社重操旧业，正好一年。这一年，是被资本市场的风雨全面浸淫的一年，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在从深圳撤回内地后，我所在的公司投资股市的本金达到2200多万，最大赢利在50%以上，但由于种种原因，没及时套现，赢利部分后来基本都还给市场了。 　　第二次去深圳，是2001年11月，在回到报社过了淡静的两年之后，冉小林主持《中国证券期货》杂志，他知道我熟悉也热爱这一行，要我去帮忙，我背着单位请假去了。 　　这一次，我已经很习惯深圳的一切，仿佛是故地重游。但作为记者，在接手第一个专题《私募基金解析》之后，我发现做证券报道的难度要比我想象的大很多，即使我无奈出卖了当初认识的葛总和其他几家证券公司高层在股市的操持内情，稿件的震撼力和独家性仍然不够强。因为在此之前，《财经》杂志一炮走红，各类财经媒体蜂涌而出，竞争日益激烈。采访一周，写稿一周，先后修改四稿。最后一次，我对小林说：别让我再改了，我都恶心了！出卖朋友（如葛总）已经不够意思，如果再弄出什么内幕引起更大的轰动，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稿件发排后，我发现接下来，只有更辛苦，还有风险（职业风险），我决定离开。虽然小林要求我留下再试试。但盘算的结论是：这记者太难做，还是内地好混。 　　从悄无声息进入深圳到匆忙撤退，这一次前后只有一个月。有趣的是，这次我去深圳住的公寓房的前任租住者，《中国证券期货》杂志的一名记者，在我到深圳的前一天去加拿大打工。他在加拿大安顿下来不久，在和他的一次电话交流中，我才知道，他的老板是1998年我在深圳时给过我们帮助的我的老师。也是在冉小林的杂志社里，我和《中国证券期货》杂志前老板李先生有过一次饭局的机缘，没想到他竟然是我第三次深圳之行的老板。
　
　　世界很大，有时候也很小。只要有缘分，山水总相逢。 　　第二次从深圳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想再回去的。我对小林说，介绍一个纯粹写东西或者做编辑的职业给我，待遇稍微好些，干活不是很累，我再来。 　　三年后的2004年9月，我再一次踏上南下的征程。这是我惟一一次坐火车去的。一路上，我想无论如何得坚持下来，做好。此行的目的是做在香港注册、在北京出版的《亚洲资本》月刊常驻深圳的记者，和前一次类似，但主要做财富人物专访，理论上要比《中国证券期货》好做很多。 　　我们的办公地址和居住地都在深圳梧桐山森林公园的一栋三层小楼里，独门独院，有小小的菜园子，可以种菜，养鸡，养鸭。大厨是来自老板老家江西的老李，接我上山的阿苏，既是客户经理，也兼做司机。 　　我是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一起被阿苏接上山的。被采访人是香港中国画会会长，著名画家岑文涛先生。饭后，老板向我介绍了岑先生，然后开始采访，因为喝了酒，谈了大概不到一小时，就不知道该问些什么了。但我知道，我有把握写好稿件。 　　借着刚采访完的热度，这天晚上，我准备开写。但山上没有电脑，也没有稿纸。我从外面的一个商店要了不到10张旧稿纸，在安静的梧桐山，开始了我在《亚洲资本》杂志的处女作。大概三小时左右基本完成，第二天，我把4000多字的题为《岑文涛：狂热资本时代的抒情诗人》的文稿给岑先生看，他非常满意，也说了不少感到意外的话，老板自然开心，顺便吹了我几句。下午，即下山置办电脑等办公用品，我算就此安顿下来。 　　３个月以后，我个人的职位也从记者做到副总编辑，薪水比最初差不多翻了一倍。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我先后完成日本、印度、韩国、美国、深圳、广州等国家和地区的10位财富人物的采访，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市长黎子流老先生。我在杂志期间，杂志主办者亚洲资本论坛先后组织承办了“亚洲企业领袖（东莞）年会”、“中国开发区论坛”等几个大型论坛。 　　有句老话说：造化弄人。我原来对此不甚了了。但这一次，在深圳，我才明白“天不随人愿”是怎么回事。去深圳之前的颈椎病反复加重，几次就诊，深圳中医院认为是抑郁症，深圳北京大学医院认为是维生素缺乏，反正怎么折腾都不见好，直至坚持不下来，才打道回府。 　　本来认为可以坚持下来的，我没坚持下来；本来认为还可以再回去的，但我还是没办法再回去。生命和生活轨迹的更改，终于必须服从身体状况了，才发现一个人快乐和幸福的根本是健康。 　　今夜，在中国西北，在甘肃，在天水宁静的夜里，回望深圳，已经融入我生命里程的人和事绝不是以上这么简单。 　　三进三出，无论成败，我都认为：深圳是中国最具公平意识和开放态度的城市，是最具正义感的城市，也是聚集了很多优秀人才因而仍然具备强劲竞争力的城市。我还对一些内地朋友说过，在深圳的小偷，都是中国一流的。 　　曾经有人认为，在深圳，没有友情，只有金钱。事实不是这样，仅以我自己为例，我最真挚、最可靠的朋友是在深圳结识的。在深圳的一段日子，应该是我前半生最值得自豪的。看看内地的情势，和深圳相比，我敢断定：内陆地区之所以发展速度和质量不如人意，我以为除体制、政策、环境和区位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根本因素仍然是创新机制与活力的匮乏，是整个社会主流意识的解放和开放程度，是人们，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个体与人群的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的觉醒程度。 　　内地和深圳的差异，本质上是死水与活水的差异。（约3200字） 2006-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