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八道湾的失和

　　八道湾的失和 　　（约4300字） 　　薛林荣 　　鲁迅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耀眼的双子星座，前者以唐吉诃德式的征战成为新文学的斗士，后者以哈姆雷特式的坚忍成为新文学的思想者。周氏兄弟在创作和理论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几乎可视作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曾几何时，他们患难与共——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曾经一起在墙角捉蟋蟀的兄弟二人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不得不去上被当时人看不起的“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务，同到日本留学，携手介绍欧洲文学，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共同投入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时代猎猎作响的两面旗帜。 　　曾几何时，他们唱和有加——“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鲁迅《别诸弟》）兄弟天各一方便酬唱以诗，挂怀不已，此情此景，用鲁迅唱和周作人诗跋中的话讲，可谓“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曾几何时，他们手足怡怡——鲁迅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兄弟见面后，常“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同时，周氏兄弟书信往返极繁，特别是1921年竟达17个来回。 　　曾几何时，他们形影不离——自1919年11月21日移入八道湾后，周氏兄弟常相偕出游、购书、饮茗、赴宴，即使是在失和的当月上旬，他们还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又至山本照相馆，足见情笃。 　　…… 　　但是，这两棵血脉相连、同根而生的大树在1923年7月份的某一天突然划地而治，永不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在不同的向度各自寂寞地展开，结出了两颗迥然有别的文化果实，形成了两颗“同宗而异形的文化灵魂”（华东师大李劼先生语）。 　　周氏兄弟的反目是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隐痛，由于鲁迅、周作人之于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它超越了周氏家族的个人恩怨纠葛，而成为现代文学自身的一次痛苦的变故。 　　读鲁迅日记，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记载分别是： 　　1923年7月14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是兄弟失和的前奏，由于它使八道湾日常生活起了变化，故“此可记也”。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说，鲁迅卖掉绍兴老宅，将全家迁到北平后，与周作人一家搬到八道湾同住。“八道湾的房屋高敞、宽绰而豁亮，是被称为有‘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九间房子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见该书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同时，兄弟二人经济合并，共同奉养全家。按理说这个有着天伦之乐的诗书之家将以常态的方式继续自己的生活，然而不幸的是，命运为周氏家庭安排了一个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作为八道湾的当家人，羽太信子是一个极度挥霍的女人，家里使唤着六七个男女仆人，看病要请日本医生，日用品也要买日货，这使得鲁迅的经济负担极重。但羽太信子不满足，她要做八道湾的主人，便处处打击和折磨鲁迅，据增田涉说，鲁迅给周作人孩子买的糖果，羽太信子都让孩子抛弃。鲁迅也对三弟周建人说过，他偶然听到羽太信子对孩子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在制造了无数以怨报德的事例后，羽太信子终于逼迫鲁迅分灶吃饭了，这是她得逞的第一步。 　　1923年7月19日，“上午启孟（即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在周建人被羽太信子从八道湾赶出十个月后，羽太信子向鲁迅下手了。永远没有人知道这个日本女人向丈夫吹了什么枕边风，这一天，周作人亲自手持一封外书“鲁迅先生”的信，并称：“以后请不要到后面院子里来！” 鲁迅想问个究竟，周作人避而不见。有研究者推测，是鲁迅偷看了弟妇沐浴才导致了兄弟失和，但海婴先生对此说予以怀疑，因为据其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的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何况按日本的风俗，家庭沐浴男女并不回避。至于真相究竟如何，已是文学之外的一桩无头公案了。 　　1923年7月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30日，“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至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1924年5月25日，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1924年6月21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是鲁迅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周作人。从此以后，鲁迅永远离开了八道湾。有关此次兄弟间的正面交锋，鲁迅母亲曾对周建人补充说，其时，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至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幡式人物周氏兄弟彻底撕破了脸皮，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一条路，从同一个血脉原点出发的两条线，再也没能回到相同的终点。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里说，鲁迅与周作人之决裂，主要是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根本对立，所以两人走向了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主流话语一般都认同这一观点，并且公认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而周作人丧尽民族气节，最后沦为汉奸，为国人所不齿。由此，一个纯系家庭内部的私人恩怨由于包含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周作人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鲁迅则一度时期被请上神坛，也是可以预见和应验的。 　　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考量，倘若舍弃那些政治操盘手和扮演着话语英雄的文人对周作人进行的道德审判和精神讨伐，我们从周作人走向苦雨斋的背影上，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代文化精英的悲凉——正如李劼所言，生命在鲁迅是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能量释放，在周作人则是僧侣般的自我修炼。“这个被祭起的鲁迅和这个被弃之的周作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文化灵魂：这个灵魂的一半是行动的批判的，叫做堂吉诃德，这个灵魂的另一半是思想的悲悯的，叫做哈姆雷特。” （《论晚近历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10页）所以，中国晚近历史的内心层面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范围内，“是由鲁迅的狂妄和周作人的苦住共同展开的”。 　　周氏兄弟的失和，固然是两种人生观的决裂，但也与羽太信子的挑拨不无关系。这个日本女人在周宅中的所作所为，几乎是日帝入侵中国的某种隐喻。1924年9月21日，在周氏兄弟撕破脸皮三个月后，鲁迅写了一篇短文，说他曾想著一册《越中专录》，十余年来，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迁徙之后，“忽遭寇劫”，古拓本“委盗窟中”，意谓拓本落入了八道湾之手，《越中专录》终于未能辑成，成为鲁迅毕生的一件心痛之事。鲁迅写这篇本来不打算发表的短文时，用了“宴之敖”这个笔名。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这个笔名的意思：“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的愤懑，也道出了兄弟失和的伦理原由。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羽太信子在八道湾不下于张作霖的“天威莫测”（鲁迅1927年11月7日致章廷谦信中提及），才导致了周氏兄弟的失和。所以，羽太信子是日本入侵前和入侵中注入周室的一剂毒药，她分化了周氏兄弟，并使周室日甚一日萎顿，最后过渡为“羽太寓”，挂上了日本国旗。一个民族的生死危急竟从八道湾这个小小的门楣上露出了端倪，这是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者谁也始料不及且猝不及防的。 　　兄弟失和后，鲁迅在精神上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之后，那些曾表达着鲁迅生命话语的小说创作，被表达着鲁迅意志话语的杂文所取代，一个感性的鲁迅让位于另一个客观的鲁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周氏兄弟在失和后，还通过作品隐秘地表达着对胞兄胞弟的一种珍重之情。1925年10月，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罗马诗人喀都路斯悼其兄弟的一首诗，题目叫《伤逝》，并附有一幅原书插图，画着一位男子伸出右臂挥手道别，画面上写着“致声珍重”。译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借古罗马诗人的诗句，周作人向兄长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传递他与鲁迅兄弟间如生死情绝、永不相见、各自珍重的信息。《京报副刊》是鲁迅经常发表文章的报纸，这首诗鲁迅自然很快就看到了。20天后，鲁迅写了同名小说《伤逝》，完成后并未发表，而是收在1926年8月出版的《彷徨》集中。鲁迅回忆了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及请医生诊治的事实，并借小说中的人物把他和周作人比喻为一种生活在水边却困处在高原而飞鸣求助的小鸟：脊令。《诗经》有言：“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这个小说向周作人发出了兄长的信号，表示只要周作人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周氏兄弟失和40多年后的1963年，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鲁迅对周作人唯一不好的评价是一个字：昏。他对三弟周建人说，启孟真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作人颇昏，不知外事。更多的时候，那不能泯灭的手足之情处处让鲁迅挂念着周作人。当《语丝》在北京被查禁，北新书局被封门时，鲁迅焦急万分，在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说：“他（周作人）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鲁迅晚年为文艺斗争所苦，但当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受到攻击时，他的神志却异常清醒，甚至异常灵敏，一旦事涉胞弟，鲁迅就挺身而出——其时，也独有鲁迅在给曹聚仁等的信中能够主持公道，替周作人辩解。周作人晚年著《知堂回想录》，多次提到此事，可见对鲁迅的胸无芥蒂也自是服膺在心，而兄弟二人的息息相通亦于此可见。据李钰先生撰文称，鲁迅临终前最常翻看的是周作人的文章，而周作人临终前，也在阅读鲁迅的书籍。他们彼此还是把对方当作一面镜子，在沉默中寻找失和的另一半，这让人值得玩味。 　　无论周氏兄弟如何心灵相通，他们最终是以割袍断义的姿态消失在现代文学三十年史书中的，这不禁让人怅然长叹。鲁迅自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但周作人也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冯雪峰说，鲁迅去世后，周作人的见识文章，无人能够相比。同为文学巨匠，两人自八道湾失和之后再没有书信往返，更没有促膝长谈。当年鲁迅在别人攻击周作人的文学中预见到了兄弟的命运：“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债”，竟然一语成谶，周作人果然被千夫所指，成为千古罪人。鲁迅逝世后，在以毛泽东领衔的庞大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没有“反动文人”周作人的名字。正如鲁迅在《别诸弟》跋中说：“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就这样，周氏兄弟的八道湾失和永远成了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难以释怀的一处隐痛，提示着文学之外的另一种悲怆和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