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以瓦为砚

　　以瓦为砚 　　（约1900字） 　　薛林荣 　　读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在“羽阳宫瓦”篇中得如下句： 　　《橘轩杂录》：“凤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阳宫故基在焉。其瓦有古篆‘羽阳千岁’字，昔云中马胜公得之。阴字，在砚之左，奇古，非铜雀所及。” 　　《东观余论》云：“长安民献秦穆公羽阳宫瓦十馀枚，若今筒瓦然。首有‘羽阳千岁万岁’字”。 　　《老学丛谈》云：“铜雀瓦皆阳字，纪建安十三年造。尝闻其土著人云，瓦甚大，一片可为四砚。” 　　按，《橘轩杂录》不知何人所作，《东观余论》及《老学丛谈》分别为北宋黄伯思及元人盛如梓所作。 　　又按，羽阳宫址在今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中山东路一带。羽为水，即宫居渭水之阳。羽阳宫乃秦武公亲为督造，规模宏大，造型别致，装饰豪华，每片飞檐和檐沟瓦面，均制有隐起的“羽阳千岁”四字，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自然流畅。富丽大气的羽阳宫展示了秦武公占据关中、称霸中原的雄心壮志。 　　再按，铜雀宫是曹操为大小二乔所建，所谓“铜雀春深锁二乔”者，正是此宫。历代文人对于铜雀台的传诵（如曹植“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赋予了铜雀瓦当多义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瓦当中的极品。 　　中国文人对于文房用具的想象力十分惊人，比如说，以瓦为砚。唐宋时期文人争相搜集秦砖汉瓦，并精研成砚。汉之未央宫瓦当、魏之铜雀宫瓦当所制瓦砚，深为文人所重。由于秦砖汉瓦稀珍，明清时江西等地出现仿制者，以其精致刻工，使人宝为清玩。 　　资料记载，汉瓦砚多由宫殿殿瓦改制而成，名目很多，有未央宫瓦砚、长乐宫瓦砚、石渠阁瓦砚、羽阳宫瓦砚、邺城铜雀台瓦砚、冰井台瓦砚等。这种瓦用精选土质拌以胡桃油，有时还掺入黄丹、铅等，烧制成形后坚硬而细润，性能与澄泥砚接近。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上说它：“质细腻而坚如石，不费笔而发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绝无。”像铜雀瓦砚，烧制工艺精湛，更为绝世精品，王安石曾作《铜雀砚》诗道：“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已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托虚名动世人。”足见铜雀瓦砚之珍贵。 　　历代文人雅士无不以能得到秦砖汉瓦自制砚台为人生一大快事，即如“平生雅不信古物”的纪晓岚，乾隆年间得到金石家王昶在未央宫旧址拾得的“长生无极”汉瓦当后，也不禁大喜过望，将一枚之底凿为砚，一枚之底制为盖，自制为砚，并撰文将得砚之始末以楷书铭刻于砚盖。又在砚池上方以隶书刻一铭，文曰：“铜雀瓦，世所珍，后乎此，四百春。晓岚”。在纪晓岚眼中，铜雀台瓦砚比起未央宫瓦砚来，还差那么四百春，言下之意，还不够骨灰级珍砚。秦砖汉瓦如此珍贵，等到林语堂要搜罗瓦砚时，就没有纪晓岚那么幸运了。资料载，林语堂在杭州玉泉购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则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除了瓦砚，唐宋时期砖砚也比较流行，砚材取自两汉宫殿庙堂。清朱栋《砚小史》说：“阿房宫砖砚如密蜡色，肌理莹滑如玉，厚三寸，方可盈尺，颇发墨”，“(未央宫砖砚)色黄，形如肾，长6寸，阔4寸，厚1寸，扣之，声清而坚，背有‘建安十五年’阳字一行，上篆‘海天初月’四字。” 　　虽然我们很难看到上述实物，但仅仅读这些明清大小儒人笔下记录砚品的文字，就是一种盛大的文物想象，有一种礼仪的性质。
　　以瓦为砚，呵气成墨，笔润不滞。处在先秦与魏晋两大哲学高峰之间的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如秦汉时代在事功、制度、物质文明等方面为汉民族发展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秦砖汉瓦是秦汉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其气魄之宏大，恰如气势恢廓之汉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反映了秦汉时期国家的宏伟辽阔和物质世界的丰富多彩。 　　一片可为四砚的巨瓦，是“礼”的产物。《礼记》云：“礼，有以多为贵，有以高为贵，有以文为贵。”反映到建筑上有其具体的尺度，如规定“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士三尺” 。刘邦做了皇帝后，不想大规模兴宫建殿，丞相萧何劝他：“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于是修建了长安、未央两宫，“长乐未央”瓦当，正是是为汉朝大宫量身定做的。 　　魏晋延续了秦汉的沉雄廓大，这是封建社会的少年时代，正如宗白华所讲，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后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热情的一个时代。铜雀瓦当是为曹操修筑铜雀台娱乐文艺、招贤纳士准备的，它虽逊色于秦穆公“羽阳千岁”瓦当，但一瓦可为四砚，清儒笔下稍事点拨，便使这片瓦不仅与建筑相关，更与文学相关，读之深感亲切。 　　我曾得到一块汉砖，取自汉末隗嚣割据陇山在麦积山附近修筑的避暑行宫故址，砖甚古，可惜在研砚的过程中破碎了。读王士祯《池北偶谈》，牵出这么一堆想法，也算是对这片砖的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