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一种作秀叫无柰

有一种作秀叫无奈
——长篇小说《女人秀》读后 翁新华 作家刘鸣赠我新书《女人秀》。看到书名我就想，应该是写几个漂亮女人吧，不然“秀”以何堪？实则写一群从贫困农村来到城里的打工少女，没什么文化素养，容貌很一般，难与北京、上海大都会金枝玉叶小姐媲美，只能说与金锷苗圃及廖加坡五元一次的野鸡相比，档次稍高。玉米藜蒿，“秀丽”没有理由，那么只能理解为作秀了。
作秀往往藏不住尾巴。因为纯是一种蒙人的鬼把戏。
高官家属办学习班，委以监督丈夫别搞腐败重任，是一种无耻式作秀；新录取的公务员，集体宣誓永不腐败，是一种舍本逐末式作秀；四千万造一只校门，宣称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造孽式作秀；某官员召来上百名乞丐吃一餐团年饭，媒体吹捧为关怀弱势群体，是一种当婊子立牌坊式作秀；重庆某计生委散发红头文件《严禁公务员包二奶生儿子》，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作秀；沈阳某艺人因不上班被停发工资上街乞讨，是一种欺世盗名式作秀；的士司机一般视交警如仇雠，集体发短信给交警拜年请功，是一种老鼠夸猫式作秀。这秀那秀，一看就假，一看就恶心，以作秀二字唾之。
坐台小姐怎么个秀法？女子凡是男人都喜欢，我们造字的老祖宗恐怕都带点色狼性质，“女”加“子”就是“好”字，“女”加“少”就是“妙”字。只要是女子，就是好东西，青春年少的女子，则是最好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女们大可不必作秀。小说中的一群乡下少女，最后也不都一个个顺了嫖客么？那个“市政府公务员”，那个“税务局顾副局长”，不都把自己的猎物弄到手了么？细细品读，这些原本纯真的乡下少女，还真“秀”了一把。
农村比城里苦，传统贞操观在她们脑子里也盘踞得久。正因为如此，她们尤其向往城里的物质文明。她们较之时代发展的步伐，总是慢了一拍。正当城里人开始厌恶城市空气和家居环境的龌龊，转而向往乡村的田园牧歌时，乡下人方开始向城市集束进军。男人显然缺少优势，“田”加“力”是为“男”，最大的资源也就是那点力气，能挣几个钱？而作为“妙”物的少女们，其资源就大大优于男人。只是开发这种资源必须经历阵痛。刘鸣把这种阵痛概括为“女人秀”。
不是吗，刚进城时都很天真，很纯朴，最大也就十六七岁，不谙世事，目的是淘金，掏城市的金，而不是掏自己。都拒绝坐台，巴望找份能挣钱却不失颜面的活干。难啊！于是试着伸出半只脚探探路。似乎觉得坐台还真能挣钱。便羞羞答答伸出一只脚，终于红着脸儿，砰砰跳着心儿，坐上了台面。坐台是干什么呢？还真的不知底细。现实告诉她们：你以为你是移动公司西装革履白领少女，在柜台后坐坐，就能收到大把票子？人家可是权威垄断企业，占有着国有资源！你有吗？所以你还得出台。出台是干什么呢？也就陪男人跳跳舞唱唱歌吧？现实又告诉她们：你想得太妙了吧？我给了你钱，就有权摸你抱你占有你的身子！否则，耳光响亮！滚！换人！耳光之后，少女们又开始作秀了。哭啊！委屈啊！人格侮辱啊！一个个要死要活啊！然而，一切仅限于作秀而已。再于是，两只脚全伸进去了。不伸进去怎么行？不伸进去就得受穷啊！
小说着力塑造了一个叫肖冬梅的少女，经过两番作秀后，已经意识到，反正那么回事嘛。可她还要第三次作秀——只肯委身那些有情有意的男人。在这个爱情已经成为稀缺物质的年代，肖小姐还在梦想爱情，这已经上升为高级作秀了。精通官场作秀之道的税务局顾副局长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三下五除二，就把17岁的处女变成了女人，进而包为二奶三奶N奶。
刘鸣不是鄙夷坐台小姐，面对见怪不怪集体失语，他想描摹一种精神与肉体痛苦的过程，见证物欲世界的另一种生存状态，陈述一种戴着笑面的沉重，祭奠道德之殿的坍塌，呼号人性的普遍蜕化，揭示草根阶层在求取生存过程中的无奈。因此，也可将小说视为对官场诸多作秀的反讽。一个六岁幼童举起双拳挑战拳王泰森，被讽刺的不是幼童而是泰森。连母亲治病需要医药费，兄长娶亲需要盖房之类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仰仗17岁弱女子坐台卖肉换取，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嘲笑少女们脱衣之前的作秀？倘若痛苦也算作秀，那么本真在哪儿呢？试想，当少女最后一点廉耻的遮羞布——作秀——都被揭掉，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
作家没有露骨地写性，没有玩味龌龊；字里行间流露出某种道德救赎、价值维度重构的企图。这种企图无疑显得孱弱无力，但体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以及某种坚守。
《女人秀》平实，但深沉。题材看似一般，实则振聋发聩。应当说，这是一本让男人忏悔的小说，让肉食者汗颜的小说。
（翁新华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岳阳市文联副主席。长篇小说《女人秀》，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