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社员·地震

社 员 　　生产队的人都叫社员，我们未成年人叫小社员。“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我们真是这样。蓝天，镰刀，太阳，麦穗，牛粪。喜欢。我们去打青，把满山遍野的青苔（此青苔非彼青苔）割回来倒在生产队的茅坑里，青苔浮在粪面厚厚一层，我们一个个站上去，都承载得起。青苔就是春苔，青杠苔，黄荆苔，水仙苔，蕨苔，广东苔……几乎是每一种植物的苔。苔就是当年生的新枝，色青，质水，易腐烂。我们打青，看了七里香。我们叫七里香刺藜子花。一架架，在陡坡上，蔓延得极开。花白或粉红。“人家不夸自己夸，脑壳上戴朵刺藜子花。”我们总是用这一句韵文打击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伙伴，主要是女伴。我们集体自卑。
　　作为小社员，我差不多参与过生产队的每一种劳动，插秧打谷、割麦打麦、挖粪背粪、捆草晒草运草、抬田改土、刨水看驴。晒草的动作潇洒，将草把提起一甩，草就立在田里。田已经翻耕，土块巨大，增加了晒草的难度。晒草的技术难度在空心与稳当。空心才能通风，稳当才能被晒。完成技术全在那一甩。抬田改土的政治主题漂浮在空气里，就像涪江里漂浮的死鱼。红旗，标语，鸡公车，鸡啄米的闹钟，雷管，火药，《人民日报》。我睡在石墙上歇气，总是觉出戏剧的气味。评工分是每一天劳动的尾声。黄昏，黑暗一点点降落，在我们的眼睛里织成灰色的抹布。我们夹杂在大人中间，听记分员念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然后听社员们评议。决定工分的是年龄、性别、成分、表现和人际关系。我们十一、二岁，虽也能背挑扛，工分却是一口价，三分。河风吹啊吹，有足够的北方味道。
　　我最喜爱的劳动是打麦。打麦分手工的和机械化的。麦子晒干了，铺在晒坝或晒簟里，用连枷打。连枷在空中翻转，像斑鸠的翅膀，投在麦秸上的影子也像翅膀。连枷打麦有私有制的嫌疑，节奏与场景也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机械化打麦是生产队的盛典。标志是两座大山，不是太行和王屋，是麦山。收割的麦子运回来，码在保管室里和保管室外面的屋檐下为一座山，脱离了麦粒的麦草堆在晒坝外边靠近牛圈猪圈的地方为一座山。盛典的音乐是打麦机的响声，它让麦场所有人的说话都变成无声电影里的镜头（或者是声音部分出了故障）。我们能做的只有一种，就是抱麦草。打麦机不断地吐出麦草，跑慢一点就堆起了。我们跑啊跑，把麦草抱上越来越高的山头，还得把没有打干净的麦穗捡回来。草山挨到了树梢，挨到了竹梢，我们伸手轻易就摘到了苹果。咬一口，又酸又涩，扔了。我们在草山翻筋斗。我们在草山打洞，让自己消失。干久了抱草的活，我们便不想干了，我们想接近机器，我们想喂麦。用镰刀把麦捆割开，在案板上铺平，送上传输带。看着传输带将麦子带进机器，我有一种难言的激动。大人是决不让我们喂麦的。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将自己的手喂进齿轮。打麦机在运转，腾起的麦壳和尘埃弥漫着整个晒坝，女人们包了帕子，还是被尘埃化了妆。我老是幻想在打麦场约会，与一个发育较好的女子分吃青苹果。
　　张连国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胡山林的女婿，入赘的女婿。我们叫“抱儿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球儿子硬成火炮子。”张连国吊在嘴上的一首山歌，下两句是：“哪个女娃子不让开，起麻子炸成几搭子。”张连国唱起山歌挑粪挑水推鸡公车的时候，谁能想到他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龙嘴子学大寨的时候，女知青黎抗美总爱问张连国：“昨晚上跟胡玉萍睡成一架床没有？”　 　　“没有，她一进睡房就把门反撇了。”张连国在前面倒土坎，他手里握的柏木杠子粗大白亮。“那你想不想啊？”黎抗美满脸涨得鲜红。“咋不想？可她老汉儿说还要等两年。”张连国把木杠插进开裂的土层，使劲地拗。旁边有人开玩笑问，张连国，你总摸过？张连国不答，放下手头的木杠，望着坎下的人傻傻地笑。他的笑里是满足。张连国还是民兵排长，公社、大队、生产队开批斗大会揪人的时候总少不了他。“把地主老婆子王赵氏揪出来！”主席台上话音未落，张连国一个箭步就到了王赵氏身边，手已经伸到了王赵氏的衣领。“把右派分子戴正友揪出来！把地主分子王生厚揪出来！把富农分子张少芳揪出来！把走资派李光泉揪出来！把反革命分子何长青揪出来……”张连国斜挎着步枪，戴着旧军帽，一次又一次地揪人，他像是真的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胡山林家的火炮子响了，张连国结婚了，但胡玉萍并没有被炸成几塔子。在冬水田里，在路口核桃树下，在学大寨改造出的花生地里，我不止一次听见张连国向未婚青年传授婚姻的秘诀。张连国把他老婆胡玉萍的身体赤裸裸地描述给别人，把他与胡玉萍在床上的细节无遮无拦描述给别人，张连国欢喜地笑，露出整排漆黑的烟熏牙。张连国是真实而无耻的。
　　我的大爸王生厚也是社员，却是戴了“地主分子”帽子的社员。他总是被剥夺开大会的权利、看电影的权利、参加周总理和毛主席追悼会的权利。别人在三合土坝子里听报告、吃红苕干、编背篼搓草绳，他却要上老林背柴，除非要揪斗他；别人进城在新广场听王洪文致悼词，他却在生产队挑大粪；别人抬着长凳去看电影，他却一个人脱了衣裳在饲养场为生产队劈柴。大爸是黑名单上的人，公社的广播早已把通知传了到各家各户。大爸有过一个女人，死了，是个瞎子。大爸跟“高头婆婆“过，跟“高头婆婆”一起挨批斗。“高头婆婆”就是王赵氏。大爸挨了揪斗，脸上还是笑，走过路口的时候照旧与社员同志们打招呼。揪斗过大爸的人见了大爸，脸上也是笑，像是刚从舞台下来，根本没在乎戏里的事，比如张连国。看多了台上台下，真觉得开大会是一出戏，大爸之流的坏人就是戏中人。大爸在自留地里种包心白，松土、除草、灌粪，包心白长成了男孩子的光头，割回来与腊肉熬了吃。“包心白，包又白，找个婆娘莫出息（xie ）”大爸看见剃光头的男孩，总爱摸着男孩的脑壳说。他说的比唱的好。摸着男孩子光头的时候，大爸一定想起了他的包心白。大爸有几次挨揪斗，不是因为成分，就是因为包心白——大爸把包心白种得太出众了，个个都结实得像村姑的小屁股，干部社员一看，阶级觉悟就不打一处出。大爸是个掌墨师，除了在批判会上亮相，还在立房子的场面上亮相。大爸既是一个灰色的孤独的符号，又是一个受人敬重的手艺人。在一个无人的午后，我潜入过大爸的工具房，看见过各式各样的木工工具，刨子、矬子、锯子、锤子，单刨子就有好几种，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我见过大爸出扁担，在樱桃树底下搭了马凳，先是长叶刨，再是跟头刨，几袋烟的工夫，就把一块木板出成了一条柔韧的扁担。跟头刨短得栽跟头，刨起来灵活自如。要调整刨叶的深浅便是拿锤子敲打刨子的头尾，深浅最终由用力的轻重敲打的次数决定。
地 震 　　地震要来的信号最先被石墙洞里的蛇获悉，但蛇不与人通灵，它们钻出来在月光里爬行，我们并不理会。地震要来的信号被秧田的青蛙获悉，青蛙的皮肤开始过敏，青蛙满田满夜晚的叫，呱呱呱，呱呱呱，已经反常，我们却不能破译它们的真实代码。生产队刚刚照上电灯，电压还很低，光亮比煤油灯好不了多少，蚊虫反常地飞，我们却看不明白。对于天，地算不了啥，无论你地要怎么震，震成汪洋大海，天也无动于衷，所以地震要来的那个晚上，天空晴朗如青石板，闪亮的星宿像镶嵌在石板上的狗金子。涪江绕村流过，水声与蛙鸣混响，对岸的山脊铁桶一般卷曲、耸立，直抵天空。 　　地震与死亡无二，轰隆，哗啦，一秒，几秒，当生产队重新沉静下来，便听得见尖叫、奔跑、吆喝、哭泣和石墙的倒塌。我一丝不挂站在前院的竹林里，抱住一根竹子。父母、婆婆、二哥和妹妹也各人抱住一根竹子。“要抱老的，要抱老的！”父亲在旁边叫，“抱嫩了会断。”电灯已经熄灭，月光在我们突然恐慌的眼睛看来模糊得像糨糊，我们看不清我们怀里的竹子的老嫩，我们谁也不敢松手，生怕松手之间发生地陷，没个抓拿。10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没有发生地陷，父亲第一个松开竹子，跑到茅坑边撒尿。父亲撒尿的声音让我们回到了日常生活的情景中，同时也让我们镇静了许多。我们跟着松了竹子，但没有离开竹林——这是父亲的指示，竹子根连根，就是发生地陷，变成了海子，竹子也不会散开，而会像筏子一样搭救我们。 　　广播响了（奇怪，地震没能破坏广播），紧急通知，所有的人不准在房子里睡觉，都要到自己生产队的晒坝去，先搭抗震棚。公社的声音。公社就是上面，上面出声了，我们有了魂。队长在樱桃树底下吆喝，说是要开什么碰头会，父亲出去了。父亲回来了，拿了斧头镰刀，连夜砍竹子砍椿树，搭抗震棚。马灯和手电筒派上了用场。马灯挂在任忠仿家的梨树上和胡玉华家的樱桃树上，手电筒在路口忽闪。我们跑到晒坝里，生产队保管室的广播还在响，“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斗私批修”是我听得最清楚的。 　　地震还是影响到了天，半夜天就变了。阴云。大雨。冷风。洪水。晒坝有限，抗震棚有限，“地富反坏右汉奸特务走资派”不准住抗震棚——对于我们生产队，被剥夺住抗震棚权利的便是我的“高头婆婆”王赵氏、我的大爸王生厚和我的二妈张少芳。不知为什么我们全家也没有住抗震棚，而是住在自家厅房的篾簟里。父亲把我们从别人家的抗震棚叫回去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被生产队遗弃了。雨没完没了地下，到处都生了青苔发了霉。马灯整夜都挂在大门外樱桃树上，双扇的木门双扇地开，一有余震我们就尥起蹶子往雨坝里跑。二哥摔坏了膝头，我摔掉了门牙。 　　大河一直在涨水，不是特大，保持着较大的状态，连根树在河里翻，猪牛羊在河里翻，水磨坊在河里翻，解放军的帽徽领章在河里翻。张连国已经变消极，不出工，不捞柴，不揪斗地主，他只想胡玉萍，只想吃一口女人再死。胡玉元一直乐观，“该死球朝天”代替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一只手照样去龙嘴子捞柴。他的那个肉棒棒赤裸裸的，伤痕赤裸裸的，发红，沾了雨水，看得我们心惊胆战。“该死球朝天！”说起更大的地震，胡玉元很是不屑。“老子打黑岩洞都该死，该死球朝天！”他说的是50年剿匪。传说胡玉贵一家把猪娃娃都煮了吃了，等死了，但只是传说，说亲眼看见过的人其实并没有看见过。不过，胡玉贵的小儿子小猫猫嘴上的猪毛又像是证实了这个传闻。反正，好几家人都不出门了，能吃的都吃了，不能吃的也都吃了，都要发生地陷了，地都要变成汪洋大海了，再省就是傻瓜。我们孩子家不是很知晓这一切，我们捞柴，也时常捞到鱼，只是不再把捞到的鱼拿到城头去卖，而是吃了。我们捞得一山山的柴。1976年8月23日上午，洪水上涨得疯快，河滩已经无法捞柴，我退到前半年学大寨刚垒的石墙上，哗啦，又地震了，石墙倒了，我栽进了沙地。7点2级。11点30分。多年以后确知。 　　地震、阴雨、洪水和对地震的恐惧让生产队停顿、发霉。几乎所有的玉米在成熟前便被吃光。土豆、水粑粑和豇豆成了我们的主食。一山山水捞柴成了我们的财富。天空压得很低，唯有的变化是乌云的厚薄和雨水的多少。桐子树底下的一泡屎，天天都是新鲜的，直到发出鹅黄的芽。传闻黄羊和虎牙垮了几座山，积了几个海子，一旦震开，中坝场和绵阳都要洗白——言外之意，我们生产队就不用说了。 　　就像后来的大熊猫，地震让我们进入了北京和外国人的视野。有一天，我们看见了飞机，几乎是擦着我们房背后的山梁飞过的，我们清楚地看见旋转的螺旋桨和从机舱扔出的东西（我们开始以为是飞机拉的屎，接着以为是压缩饼干，后来以为是鸟，等飘到稻田里才确认是传单）。飞机降落在了县城方向，很多人都撵去看，张连国，胡玉国，胡兴全，任九胜，胡玉元……我没有去，十七八里路，等跑拢，飞机早飞走了。我捡了一大抱传单读，是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慰问信，红色和白色。我不激动。要真是压缩饼干，我才会激动。 　　在地震的阴影里，毛突然死了，阴影一下子转化成了黑纱黑孝套黑衣裳黑幕黑遗像。唯一不黑的是用秋蚕茧编织的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