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是在自己地方：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西地高原的柏树都在墓地里，好像要承载所有的死亡一样。于是，它们一片忧伤，一片平静地在空旷中伫立，毅然决然的成了一首首寂寞的田园诗，让人充满敬意与肃穆。那些穿越了腐殖质的树根，将短促而强硬的力量执意地延伸开去，在不是自己的地方繁衍。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和规则，就像往往会有一圈圈浓雾包围着墓地一样。我们看不见什么，我们也身处大雾的包裹之中，即使一些真实的时间经历。比如一九八四年。或者一九四八年。 　　一九八四年，是一个悬浮着的年份，也是一个充满了对峙的年份。在神话和虚妄之后，在想象和理性之后，真实而矛盾的奥威尔进入了他的一九八四年。“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300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奥威尔，将自己对战争以及世界的感受，置于一个未曾经历的年度，并极度的政治化了。这是一个丧失了诗意的世界，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特性毫无位置感，一切都面临着疑问或审判。在这里，这个关于未来的预言，政治寓言或集权化的寓言，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他把笔尖蘸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哪。他的肠子里感到一种战颤。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到：1984年4月4日 他身体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这是一种绝望而迷乱的感觉，一种树根击穿腐土的窘迫感觉。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党”和“老大哥”主宰着一切。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叫做“电幕”的东西，时时刻刻在广播着各种社会报告。还有“思想警察”，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在这种窒息的境地里，孩子们远离了天真，远离了浪漫。对未来的期望和向往，也因为种种无望而更加恐怖。每一个灵魂都身处牢笼，无处可逃。他们只有在做出种种虔诚、热诚、忠诚或赤诚后，自己潜意识里的那些真实的个人思想才可得以存活。但是，思考甚至想象带来的都是危险和痛苦。没有交流，没有信任，四周弥布着死亡和黑暗的味道，仿佛一潭枯水。与其说这是一种麻木盲从后的幸福感，毋宁说这是一场灵魂的苦难的经历，每个人都身处其中，将自己交给了“老大哥”和“党”。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太过寒冷，赫布里底群岛四面透风。奥威尔在没有暖气的农舍里抱病完成了《一九八四》。半个多世纪后，我在一个夏天的下午读到了那满书散发的懑郁和灰暗，如同温斯顿写下的省略了标点符号的日记一样：“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一部很好，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 　　那个夏天闷热难耐。蝉紧贴在树上不停的叫唤着，闪动的翅膀风扇一样颤动着。它也在寻求凉爽，但却天真地将自己悬置在一个明丽的时空里。有一只网在悄悄地靠近，流动的空气竟让它产生了一种吹拂的幻意。它，终于消失在了自己的颤动中，一如流动的空气一样在异处闪动着。看来我和蝉是在不同时间不同角度进入到那一年的。1984年的蝉死了，因为闷热；1984年的我郁闷着，因为酷热，但1984年的洛杉矶，中国健儿却以体育的方式向世界展现了东方中国的新形象。电视机房里一遍又一遍播放着许海峰的“第一枪”，和中国女排的四连冠。而一如我的孩子却被老师们一次次地从黑白电视前撵出来，在高考的门外去奔跑。我们就着凉水，啃着冷馍，只能从喇叭里听着，感受着看不见的激动。我们没法亲历，只能在想象中预支即将到来的1985年——高考，期望让高考改变我们的命运。我的1984，因之而充满了训斥和惩罚。那个苦深的年月，哪怕能给我一点点温暖，一点点光亮，我也会产生一种持久的力量，让那一遍遍毫无尊严的烙记消失，但我的确很弱，很盲目，甚至无法凿通那些黑暗及其散发的灰冷。1984年，我就像那蓝色的铃兰花一样，希冀让自己盛放在幽怜的山谷，去感受人世间最温暖的光亮。 　　一切历史上的伟大都不是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泛政治化正是集权主义的渊薮之一。尼采的这句话，也让人觉得一本书的政治化就是逃避审判远离羞辱的过程。在奥威尔看来，“写书是一场可怕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挣扎，就像生一场耽延日久、痛苦不堪的疾病。谁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除非是被某种既无法抗拒又不能理解的恶魔所驱使。”他心中的“恶魔”就是对集权主义的痛恨。这就是真实的奥威尔，他的文学意义、世界意义也正是在昆德拉之外对世界理性而道德的批判或审判。这仿佛他的远遁一样，死前悄无声息，死后声名鹊起。 　　世界的谎言与无意识在今天仍然甚嚣尘上，但遗憾的是，能够预言的奥威尔却无法摆脱那个关于著名作家的命运：人们尊敬他，援引他，却很少阅读他。2006年的夏天依然酷热难当，可这个季节至少还有世界杯让我们射门一样能够找到一种寄托，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