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乡村岁月

关瑞 　　北新花园门口，东西横着一条马路。东头原来是一块野长的草地，被体校看中后，推土机开进来，轰轰响了一个夏天，变成了操场。向西，说起来就长了，要经过大大小小三个十字路口，蛇一样蜿蜒到新修的北大桥南口。 　　这条路，现在叫北环路，算是市区里面的一条交通干道。以前——大概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前——它还是个“黑户”，没有正式的名字，像是被遗弃的野孩子，没人照管，吃喝拉撒全由着性子，白天黑夜四处疯跑，也没个像样的衣服，什么时候都是片片扇扇的。即使这般模样，泾渭倒是分明得很。路南，一排老城墙掉着管家独有的难看的脸子，护着小城的边缘，从豁口出朝里一望，也不过一些灰头土脸的土坯房子，和几根傻呆呆的电线杆子，比外面也好不到哪里去。过了马路，再经过一条臭水沟，就是村庄，繁茂和凋敝分明着田园的四季，一簇树荫下面，陈年的玉米秆和梭梭柴围绕着远远近近的院落。 　　在这些院落当中，离臭水沟最近的那个院子，是我外婆家的。花朵盛开的季节，天边的云朵倒映在桃树杏树和沙枣树上。清香的风里，仔细嗅嗅，还有水沟里顽固的臭味。从给队里放牛的外公那里知道，沟里流淌着的，是城里排放过来的污水。到了炎炎夏日，那股乌亮的恶臭至少能飘荡八里地外。村民不愿意靠近它，宁可多走上几百米，从离臭水沟的尽头，一汪黑亮亮的水洼很远的一条土路上绕过。有一年秋天，人们发现沟里躺着一只死去的羊，沟沿上野草繁茂，发现的时候，它已经腐烂了。人们做着精确的判断：那只羊，要过水沟，向前一跃，后蹄失滑，掉落水中；一定是人们都去地里干活的时候，没人听见它的呼救。羊，死了，也就罢了，队长黑了几天的脸，决定在水沟上搭块木板。木板大概有一尺宽，刚够人和牲畜步行通过。以后，再没有羊啊猪啊鸡啊什么的淹死在水沟里，但是假若没有什么必须的理由，还是没有几个人愿意路经这里。这中间，我的父母，外公外婆，舅舅小姨，还有我和弟弟除外。还是“右派”的父亲在农场劳动，母亲在城里给一家单位几十号人做饭。他们没有时间和能力照看我们，就把我和弟弟送到这里。周末的傍晚，他们先后经过那个木板小桥，来看看我们，或者把我们带回城里的家。玉米和蚕豆成熟的季节，外婆或者外公，从地里偷偷掰来玉米棒子，摘一袋鲜嫩的带皮的蚕豆，趁着夜色，从桥上进城，送到父母的手里。那时，三个舅舅中间，一个每天清晨踩过木板桥，推着停在路边晚上不用上锁的加装了一只废油桶的三轮车，去城里的小饭馆拉城里人吃喝剩下的饭菜油汤，回来喂队里的猪。还有一个舅舅，当汽车兵回来，队里安排他给本队的一个建筑队开车，算是有工作的他，天不亮就过桥，步行去建筑队发动那辆拖拉机一样声响的解放车。最小的舅舅和小姨，还在上学，在路对面不远的学校里，每天并排坐在土呛呛的教室里吃力地读着初中。弟弟比我小将近两岁，和村里别的孩子一样，又脏又野。淹死羊之前，我们七八个，下到水沟里捞蚯蚓和蛤蟆，天黑了，回到院子里，一身恶臭，一片骂喊。有了桥，蚯蚓和蛤蟆依然难逃厄运，身上依然恶臭。不过，那毕竟是桥，而且是木板的，而且小，绝对的玩具，有事没事总要快了慢了地过来过去，像枝头的鸟，院里的鸡鸭。 　　时间长了，桥板上先是积了厚重的泥土，接着在下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长出了草，细细高高的那种，还有白色的小花藏在其中。最小的舅舅和小姨度日如年地读完了初中，不上学了。在他们开始幸福时光的时候，我背上了外婆用旧衣服缝制的书包，哭闹着被母亲送进了城里的学校。那些无辜的泪水，很快被夹杂着阳光和尘土的风吹干了。只有暑假，我才能走过小桥，回到乡村，跟着舅舅和小姨沾点他们的幸福时光。最小的舅舅顶替了外公，给队里放牛。牛在野地里惬意地散步，我在牛背上摇晃悠长的午后，舅舅在我的身后喉着光乱跑不吃草的老实的牛。他躺在草地上，给我做了弹弓。那些枝头的、地上麻雀，整整一个夏天，都不得安宁。野地里长满了一种叫红花的植物，火一样的红，盛开在夏天的尾巴上。我和小姨忍受着牛虻和长腿蚊子的叮咬，摘那些小小的火焰，拿到城里的药铺去卖，一天能卖个八九毛钱，回来时，照着外婆的嘱咐，称些盐巴，打点酱油。后来，药铺只要干的红花，带点润气的一律不要。我和小姨，只好摘了先摊在房顶上晾晒。走在马路上，远远就看见一片殷红的火，在绿的发黑的树丛里面燃烧。晒干的，虽然斤两少了，可是卖的钱多了，足够小姨在外婆的允许下，回来时给我买一个新的印着铁臂阿童木图像的铅笔盒，里面还能装上一两支带橡皮头的铅笔。 　　院子后面，穿过一排芬芳的沙枣树，就是麦场。在夏收开始之前，这里是悠闲的。麻雀和老鼠偶尔在此落脚或者安家，我和它们一样快乐。把砖头瓦块搬进来，把清冷空旷装扮成洞天福地。可是外婆不许，远远地站在树下，用手拢了嘴小心地警告我，队长看见了要骂。外婆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我的记忆中，队长个子不高，脾气不小，看谁不顺眼，什么脏话什么场合都能骂出来，谁见了都怕。外公给我削一把木头宝剑，忘记了草滩里吃草的牛，一头初生的牛犊为了嗅嗅园子里的苹果香，被带刺的沙枣树枝围起的栅栏刺伤了眼睑。队长知道后，一长串脏话尘土一样飞扬在村子的每个角落。外公坐在院子里抱住我，浑身发抖。我不知道那样的抖，是气愤还是害怕。我只知道，麦场像天空一样，容纳着我们飞翔的时光。真正的快乐，缘自一场露天电影。幕布在北面的树枝上挂起，蚊子和瓢虫比我们先到。夜色姗姗来迟，蚂蚁赶着夜路回家，途中还要为从天而降的烟头、瓜子皮和唾沫星子提心吊胆。电影从一个闪闪发着金光的五角星开始。我抬头望望天，没有找到那么硕大的闪亮的星星。还有音乐，进攻的那种，顿时就让黑压压的麦场安静下来。真是在打仗，一条大河，一条铁索桥，红军饺子一样落入水中，更多的红军爬过了桥。我看见最小的舅舅的目光先是挂在银幕上，后来就垂落到前面的那根大辫子上，再也不动了。我知道他的心思。我是知趣的，从他口里知道电影叫《大渡河》以后，就不再打扰他的目光。我们绕到幕布的后面，为电影上的红军是左手还是右手拿枪争论不休。夜的湖面漫过整个麦场，荡漾着欢乐的波光。 　　真正难以抑止的兴奋，从夏收开始。外公带着几个舅舅，提了镰刀和干粮，在星子烁动的清早出发，在另一些星子烁动的晚上回来。他们和全村的男人一起，用笨重的架子车，把金黄色的麦子拉到麦场上。它们先是堆成金光闪闪的山峰，然后被同样笨重的木叉挑落下来，铺展成金光闪闪的湖泊。我的汽车兵舅舅，坐在全村唯一的一辆小四轮上，双手紧紧把住方向盘，驴一样在麦场上转着圈。石碾子明显不情愿地在后面跳着蹦子疯跑。还有真正的驴，套了另一头拴着石碾子的绳索，在鞭影下晃晃悠悠。全村的男人都在麦场上为麦子忙碌，全村的女人都在麦场边为男人忙碌。我在为我自己忙碌。坐在麦垛背阴处，从麦捆里抽出完整的麦秆，浸湿，学外公的样子，编织有着旋转纹路的草笼。那是蛐蛐、蚂蚱们的家。很容易抓到几只放进去，挂在外婆院子里。丢几片沾了水珠的草叶进去，说是养着，却日渐它们的委顿。几天后，草笼包裹着它们枯萎，在屋檐下随风晃动。外婆摘下，取出干瘪的尸体，拿去喂鸡。那些只长毛不长肉又没见过世面的鸡，在牙祭般的美食里延续着我的快乐。 　　夏天在忙碌中过去了。麦场复归安静，沙枣树上挂满了红色的果实。外婆踩着凳子，从枝头捋下沙枣，精心嵌在揉好的面团里面，不多的时辰，就蒸出了喷香的馒头。咬一口，浓郁的香气弥漫了整个盈盈秋色。外婆留下沙枣最多的馒头给我和弟弟，也打发舅舅或者小姨送到城里我的父母手中。蒸完最后一笼镶嵌了红红沙枣的馒头后，外婆有些累了。那个晚上，我在城里的梦被舅舅的敲门声惊醒。他跨过那座木板搭起的小桥，在午夜城墙下面的路上狂奔。在他语无伦次的述说当中，我的才六十出头的外婆，躺在土炕上剩下了最后一口气。母亲浑身发抖，顾不得对父亲交代什么，就被舅舅搀扶着去了。在那条比夜还要黑的路上，母亲是怎样在迷茫的心头寻找着外婆残留的那口气。可是，外婆还是走了，在我的母亲的怀里。那个秋天，霜冻来得格外早，经霜的沙枣红遍了外婆家的院子。在世上最悲凄的哭声中，外婆被她的子女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日子似乎慢慢愈合着每个人心头的伤痕。 　　在后来的漫长的岁月里，我离那个村庄越来越远，但是，外婆蒸出来的浓香四溢的沙枣馒头，依然在我必经的路上芬芳着。那条真正的路，也有了正式的身份。只是，并没有像名字那样环绕楼房次第树立的城市，而是像一条冻僵了蛇，横陈在城市的中央。村庄叫化子一样，被傲慢的城市排挤到了北面的北面。那条臭水沟消失在水泥路面下，麦场变成了一家工厂的厂房，草滩上没有了牛羊，整日有高高矮矮的学生放逐着足球。那么，生长着麦子的田地呢？一再北移的外婆的院子门口，舅舅搓着手里的玉米棒子，把弯曲的手指伸向了更远的北面。我看见，一块幽幽的绿色，像一段天真的岁月，正隐没在建筑工地飞扬的尘土里。 2006.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