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丢在风里的“证据”

　　慢慢走，顺着乡间的小路，任野草淹没那双在城市一天要擦上几遍的皮鞋，走过麦地和白杨，走过被淹没在绿色中的灰色的人影，看那轮夕阳缓缓落下。 　　我从地里拔出一束草，随便的仍在路边，那些草有时候能把正在生长的庄稼吃掉，几个本村的孩子走过来，好奇的看着我：你还会拔草？我有些生气，摊开手掌：我也是和你们一样长大的，一把镰刀曾经收获六亩的小麦，一个夏天能够伺候五亩的棉花，凭什么不会拔草？那些老茧就是证据！听的人又笑了：老茧呢？证据呢？拿出来我们瞧瞧？我突然一愣，白里透红的手心里空空荡荡，除了柔软就是娇嫩，哪里有半点老茧的影子？ 　　可是，昨天，他们好像还长在我的手上，我还经常用另一只手轻轻的摩挲，或者凑到嘴边，慢慢嗅着那些带着土腥的味道。身体曾经到处都是伤疤，我给人绘声绘色的描述每一道伤疤的来历：这一块是割草时留下的，我又薅一把野草，那些浓绿的汁水止住了鲜血的流淌；那一块是把犁时被牛踩伤的，老牛坚实的蹄子端正的踩过去，我曾感觉到热呼呼的快感，然后是刺骨的疼痛，镇上的一个医生给我糊上一层黑乎乎的草药；还有，下雨上房收拾晾晒的花生时一脚踩在瓦楞的青苔上，人从房顶轰隆隆掉下，几个胡同之外的人都听到了我家的轰隆声，来到后才发现是我捂着屁股坐在地上，我笑着对他们说，接近房檐，你就会发现，那个距离不太大……可今天，当我不需要描述，只需要证明的时候，它们突然都不见了，一转眼，夕阳的脚步已经跨过十年。 　　十年前，我带着村庄的证据走进城市，这些证据就成了我有些自卑的借口。第一天到教育局报到时，我的十块钱买来的凉鞋就漏了我的底细，开了很大的一个口子，我“亦步亦趋”的完成了填写表格，领取报到证的任务，然后在辛家庄的一个鞋摊上花两块钱又把它粘牢。我的单位在李村，在别人的沮丧中，只有我和现在已成为某个报社部门主任的同室窃窃欢喜，他说，他济宁老家的村庄也叫李村，而我的老家则是胡辛村。但在别的城市人絮絮叨叨这种不满、那种不如意时，我们还是隐藏了这份“荣耀”，觉得自己的欣喜有点夜郎自大。于是开始学他们喝啤酒、吃海鲜，而且知道了早饭可以一包牛奶加一块面包，而不是一味的鸡蛋面条或油条稀饭。校长说，你们这些外地来的，要交一些钱，名曰保证金，五千元，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在这里干下去，当然，钱最后还要还给你们，五年之后。我们有些惊呆，在那个年代，我们大学四年的花费加起来也无非是这个数，他竟然一下就要五千，简直要人命。无奈之下，我走进校长的办公室，把缝补的凉鞋脱下来，让他仔细看一下那些粗糙的针脚，我说，校长，现在我连买一双新凉鞋的勇气都没有。他摆摆手让我出去，说这件事以后再讲。 　　晚上，我和同室躺着谈话，他说，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喜爱文学，上的却是教育系吗？因为我父亲是民办教师，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转正，老师告诉我上教育系可以分在县教育局，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我最讨厌的专业。我哈哈一笑，说，半年前，有一份爱情摆在了我的面前，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一位同乡看上了我，让人给我谈条件，说她家在在县城有一座院子，如果能够成就这个缘分，她能找人把我弄到县城一中，让我考虑考虑。我做了一晚上的思想斗争，想着在家里出了一辈子力，且为我的上学负债累累的父母，差一点出卖了自己，可那个同乡模样确实有点差，狠狠心，最后理智战胜了诱惑。对于我们这样进城的乡民，校长还怕我们跑掉，真有点不可思议。 　　但最终我们还是“跑”掉了，同室是因为在日报发了几篇文章，一颗心渐渐张狂，终于在某个报社刚刚进军青岛的时候甩手而去，档案今天还锁在学校的橱子里，但他依旧没有离开李村，因为那里住着他的丈母娘。我呢，则在一年前离开了工作了八年的学校，走的时候理由很充足，我的妻子在大学路小学教书，我的丈母娘在老市区居住，我的父母不在身边，我们也不能过那种公交车上颠簸的疲惫日子，我的离开名正言顺，终于从“村”进了“城”。 　　想起刚刚工作时，每次放假都要回家，没有招呼，没有准备，头天晚上还在和同事喝酒，喝完酒拎包就奔火车站，那里有一辆开往家乡的夜车，买张站台票就上，夜里没有人查票，而我下车的小站四周都是原野，我在第二天早晨迎着初升的太阳走近路回家。家里的大门紧锁着，父母都在地里忙活，我把手伸进门楣的里面，那里楔着一根钉，一串钥匙挂在上面。放下背包，就沿着走了二十多年的乡村小路来到我们的田地，等我沾了一身的露水回家吃饭时，谁也不知道我是刚刚下了火车，从千里之外的城市回来，在他们看来，我好像一直就没有离开过这里，扛着的还是昨天的锄头，走的也是昨天的路。 　　而今天，我没有想到，有一天“回家”会变成“回老家”，从电话告知，到托人买票，再到大包小包的采购，父母的殷勤“接待”，那简直成为一种导演的仪式，回家也好像专门是为了解脱压在心理的负担，履行必不可少的作为儿子的义务，而不是出于想念或者需要。 　　夕阳依旧是红彤彤的一片，时光也好像凝滞在童年的某一个瞬间，就像几个围着我的孩子，当时我也是和他们一样这这样盯着每一个“异乡人”，而现在我也明白，那些所谓的“异乡人”也是和我一样的叛逆者，叛逆了土地，最后连关于土地的“证据”也丢在风里，，风把它们卷上空中，然后散落在原野中，再也寻不到。想起一位同事的孩子说到民工时，一口一个“老巴子”，一口一个“乡巴佬”，我一面好笑，一面痛心，其实他的父亲刚到城市时也是被别人这样叫着，从一些鄙夷或者不屑的神情中走过来的，怎么自己因为在城市出生，就显得高贵而且“霸道”呢？一些人对于乡村的遗忘就好像这个孩子对于自己父亲的遗忘，单面的生存使他显得浅薄而又自负，他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因为自己的轻若浮云会在风中消逝的更快、更远。 　　那些丢在风里的证据，以后谁还会再一次的提起，失去记忆的生命，能够延伸多长，存留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