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生死驿站

　　立交桥上梭织往来的车流，昼夜不息地将各式各样的欲望，掷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三住院大楼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窗上，守侯一次窗户洞开的机会，以便将自己追逐时间的张狂情绪，炫耀在每一个卧床病人的面前。许多身患绝症的人，被拥挤在窗外的恣意炫耀或者诱惑，撩拨得难以自持，无奈身不由己，只好在记忆里，一次又一次拾辍着遗留在昔日里的追逐抑或奔赴的情形，然后把它们小心翼翼地聚敛在眼睛对监护仪上每一条曲线细微的波动，掉针药水穿过输液管的一点一滴的下坠，甚至是医生每一次脚步移动的景象的注视中，仿佛惟有依凭这样的注视，才能够避免自己的生命符号被别人忽略，才能够让自己所有的生命意象，不被在时间的钢轨上飞速转动的车轮辗碎。咀嚼脸上每一道沟壑里所深藏的故事，情节的最终指向，都是因了种种原由，被从时间的车上卸下来，搁置在驿站上的伤感境况。这些滞留在如同货物转运站般病房里的病人，谁不是这样一个情形呢。 　　光阴迈着一成不变的脚步，从从容容地丈量着一份份酸甜苦辣，一个个春秋冬夏，一次次阴晴圆缺，即使是我那身患肾衰竭的侄儿，也没有幸免，被光阴来来回回丈量了三十三年。蓦然回首，远逝的日子仿佛晃动的万花筒，不经意间就摇晃出一个个无法模仿的图案，梦幻万千，引来一片遐想与憧憬。侄儿显然是习惯了遐想与憧憬，以至于万花筒里勾勒出不可逆转的几何图形，散发出沉甸甸的黑色，狰狞地端睨着他的时候，与死神照面的侄儿，还在试图用储蓄在脑海里的遐想与憧憬作为支付手段，期盼死神获得交易的利润后，掉头而去。说医院是一个生死的驿站，这仅仅是对仍置身在路途上的我而言的，但是对于我的侄儿来说，医院俨然就是为了让他能够重返自己过去上车时的那个起点，倾其所有财物作为交换的贸易场所。打掉针，做透析，服用五花八门的药物，甚至包括我怀了极大的虔诚背着侄儿向医生的一次次讨教，都是建立在我无数次穿梭在划价付费的行为之上的。 　　侄儿始终不是个淡然的男子。恩怨得失，爱恨情仇无法忘记，更不会把沧桑隐藏于心，等待时光沉淀在记忆的河流里。只要看看他每次见到医生进来查房，护士送药，还有我走入病房时他的眼球竭力追逐、不肯放弃的情形，如是印象就愈加的强烈起来——他不属于他自己，也不属于驿站。他把原本驻足在心里的希望交给了医生，把生命形式必须的行为，包括进食、排泄、起卧交给了侄儿媳。唯一没有交出来的，是他的生存本能和依附其上的生命的原始欲望。在透析中因为循环系统的改变，发生的连续呕吐令他慌乱地用手指指身旁的治疗仪，要求终止透析的进程，然后又万分遗憾、后悔、饮恨的表情里，都有他求生本能的晃动身影，分明得很。这样的举动表现不是他的错，错的是我。我过去给他灌输了太多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乃至于他一直都认为“怕死”的真实感情是见不得人的，是懦弱胆怯的，是不属于男人的。他即使怕死，也只有鬼鬼祟祟地偷偷“怕死”。然而如今他置身在了医院这个生死驿站里，伴随支付与接收过程梭织往来，还有身体上的难受煎熬，这样的“错误”侄儿已经顾不得了，毕竟生命的本能意义大于支付行为。在生死的驿站里，人性的流露都是赤裸裸的，掩饰或者伪装，都成了病人的累赘。我的侄儿，也不例外。 　　侄儿对面那张床上的病人，因为飙升的肌酐指标得到回落和控制，爬在脸上的笑容，堆积得满满当当，收拾了物品，匆匆离开了生死驿站，头都不回一下。去的背影还没有消失，又一个尿毒症患者便已接踵而至，满脸阴霾。不管患者自己知不知道病情，尾在病人身后进入病房的医生，像是对待仓库发货收货一般地启动着入库的例行程序：毫无艺术的病历盘问，非人化地对待病人隐私，刻板机械地用听诊器在病人身上游移几下。被我隐瞒了病情的侄儿，就是在医生的如是盘问下明白了自己已经走上了不归之路，沉重的打击，险些令他的心理底线彻底崩溃。如今看见又一个病人被正常的生活“淘汰”出局，可怜兮兮地被他人转送至驿站的情节重演，迷茫、惊恐、凄楚、绝望的痛苦滋味，再度浮现在了侄儿的脸上，我劝阻或是开导的举动，显得多余而又无能为力。眼框被驿站进进出出的匆忙姿势塞得水泄不通。忙忙碌碌的吞吐景象，与住院大楼静谧的外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的对比情形，我的侄儿显然是没有心情去留意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早已使他重不堪负。 　　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把医院看着生死的驿站，更不愿意把医生看着是货物收发员，或者修理厂里的维修工人。大病而忘的终局纯属天意，对此我有精神准备，不会怨天怨地的。我不愿意看见的，是因了人为缘由，把森严的等级痕迹和自视清高的权威气氛，肆意涂抹在生死驿站的空间里，让病人和亲友一看见医生就条件反射般地心悸胆怯，以至于面对医疗措施的设置，虚高的治疗费用和指令性的价格标准，甚至医生的一个眼神和嘴里冒出来的一个音符，除了毕恭毕敬的执行之外，还是毕恭毕敬的执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冥想，终于破译出原来最简单的草枯草荣就是一种玄奥，那是生命的直观道具：花只能红一次，草只能绿一季。逝者如斯，又有什么必要去计较生与死、卑与尊呢？又何必在乎森严的等级痕迹和自视清高的权威气氛呢？森严的等级痕迹和自视清高的权威气氛是暂时的，被淹没了的生死驿站的真实面目，终归是要浮出水面的，这是人性回归的必然。 　　想到这些美好的未来，我替我的侄儿找到了一个高兴的理由：透析也好，保守疗法也罢，本质上都是在接受心理的锤炼和修复，即使医院目前还存在有这样或是那样的不足与不妥。晨钟暮鼓，催促人扬起远航的风帆，心却如一枚留恋故枝的叶子，踟蹰在昨日的风中，依依难舍。仿佛伫立于一条清澈的河流中，那清清的河水就是人仅仅拥有一次的生命。有太多的时候，我是立在水中，任凭上游的流水流过我之后变为下游的水，任凭未来流经我的现在成为过去。降世的第一声啼哭，并未使我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与普通动物一样，我只是一团具备基本生理反射的复杂有机物。这之后的童年岁月，是我的伊甸之园，一段鸿蒙的记忆。在那片天地里，生与死混沌未分。我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也意识不到时间的存在。时间并没有先验地占据我的大脑，于是没有时间观念的我丝毫领悟不到光阴的流逝，因此也不懂关心时间，珍惜时间。我在阳光下憨笑，在绿地上蹒跚，在吸吮乳汁中坠入梦乡，一切的行为受一种快乐原则的指引自发地展开。在时间停顿的永恒里，我身在天堂而不自知。成年之后，我才发现死亡的概念时时困扰着我，让我痛苦，让我无处可逃。死后的无凭让我惶恐。我再无法重返伊甸，享受那纯净的快乐，那无忧的岁月。生与死，由统一走向对抗。我理解死亡的瞬间，也就理解了生存，理解了生命的轨迹是线段而不是直线。我清楚地感到，时光匆匆流走，于是，我懂得了光阴的可贵。当时间的观念介入我的头脑，我的自我意识逐渐凸现清晰了。显然，没有置身在生死驿站里，我一时是没有机会获得如是想法的。我的侄儿，想必也有了这样的认识。 　　死亡是确定的，人难逃一死；死亡又是不确定的，没人知道自己会亡于何时。确定和不确定的死，成了贯穿人生的线索，时时影响着生者的生存态度。春天去采撷生命的启示，夏天去共享盛事的辉煌，秋天去追随轻云的飘渺，冬天去拾缀落美诗章。累了困了，就坐下来歇歇，修复一下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忽然觉得，我侄儿病卧的那张床，以及去透析室治疗时护士推着他的那个轮椅，就是他现在的精神驿站。既然脆弱的生命守不住永恒，那么人的潜意识便希望创造出某种不朽作为心理补偿，从而变相地满足自己对长生的企盼。人类文明很大程度来自这种心理能的释放，象征生死驿站的病床，轮椅，住院部大楼，还有时时刻刻为我传递挂念的电话，都是一个明确的佐证。 　　在基督徒眼里，生是赎罪的悲剧，死是解脱的喜剧。在临终弥撒的祷告声中，他们透过死神的肩膀，看到了天堂。宗教消解死亡恐惧的方式令人神往。但我已无法强迫自己相信任何一种宗教教义。也许，真正能震撼我的不是佛陀基督的慈悲，而是一位平凡诗人的呓语：“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这世上。”我以为，这就是生死驿站的真实面目和真实意义——感觉到死的平静便是达到了生的现实意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含笑而死的中国人，除了坚定的信念、特有的民族气概、从容大度的境界之外，对死亡是平和安宁的认识，也是一个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忽然有了一种塌实的感觉。我真的希望我的侄儿把生死驿站当作是看太阳的地方，使他能够在阳光的沐浴中，精神继续健康和开朗，伴着时间的步伐和我的期望，在生死的驿站里，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日出。